在对国际金融市场异常走势感到紧张的今年2月,韩国意外地得到了新就任的“世界经济总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的称赞。她通过提交给众议院的报告评价称,“韩国经济在15个新兴国家中脆弱性最低”,成功实现了差别化。经济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玄旿锡仿佛等待已久般回应道:“我国经济已大为不同。美联储和外媒也一致诊断韩国的体力、危机应对能力具有差别性。”
韩国真的“大为不同”了吗?评价是否定的。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每年发布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中,我国连续三年位列第22位(以2013年为准)。
能守住这一位次还多亏宏观指标有所改善,而企业经营、教育基础设施等系统可谓落后。企业经营活动排名第50位,劳资关系生产率第56位,在60个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每名教师对应的小学生数排名第51位,公寓租金第52位,社会基础设施也捉襟见肘。可以说是长胖了、块头大了,但体力极为虚弱。
◇日渐疲惫的“外强中干的大韩民国”=以增长至上主义著称的大韩民国确实取得了耀眼的持续发展。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去年贸易额仍连续三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成规模最大、顺差最大的华丽“三冠王”。数家屈指可数的全球企业稳居其间,韩流热潮席卷全球,国际地位亦大幅提升。
但审视大韩民国内部,却已呈现出触及极限的面貌。
既得利益势力和林立的监管如铜墙铁壁般存在,社会整体的灵活性显著下降,贫富差距加剧使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达到严重程度。围绕增长与分配展开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争论,社会矛盾不断放大,混乱长期化只带来疲劳感的累积。
就连曾是骄傲的经济领域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由于自工业化时代延续下来的垄断寡头体制,大企业集中现象过度,相反中小企业和小微群体陷入垂死状态。发达国家正迈向地方主权时代,而我国的地方却脆弱到无法自主发展。高达1021万亿韩元的家庭负债拉低经济活力,回避结婚和低生育率只是加快老龄化速度。某私立大学的一位教授警告说:“难道认为三星集团能一直高速增长下去吗?”“必须尽快为下坡路做好准备。”
更大的问题是看不到能找到突破口的领导者。政治家只热衷于守住自己的饭碗,政府政策则空转不止。与此同时,在没有社会安全网的情况下不断下沉的弱势群体,如今已扩大为压倒韩国社会未来的问题。
◇需要以民间为中心的新“三头系统”=过去引领工业化时代的三大支柱是官僚—政界—财阀。
他们主导了高度压缩增长,结果上是成功的。但随着韩国经济全面开放,引领计划经济的原有三大支柱实际上已崩塌。与现实脱节的构想、执行力下降,使官僚权力显著削弱,财阀经历1997年外汇危机后大部分被淘汰。政界虽勉强自保,但失去国民信任已久。
正因如此,出现了需要替代原有三大支柱、构建新国家系统的“三头系统”的主张。即应以多样性和沟通而非权威与监管来接纳丰富的构想,从中寻找突破口。首尔大学名誉教授朴世逸强调:“在民间比政府更掌握信息的时代,政府不可能再对民间下指示”,“应以企业代表为中心,政府和学界直接到现场共同解决问题的‘三头系统’来改革各个领域。”
为提升远远弱于经济实力的系统竞争力,强化社会安全网也十分紧迫。专家们一致认为,尤其应优先加快改革降低国民生活质量的教育系统。因为教育既是构建知识型经济的起点,也在通向就业与福利的良性循环结构中发挥最核心的作用。
但有评价认为,韩国的教育制度自1995年发布“5·31教育改革”措施以来,20年间历经多次修改,仍未摆脱过去工业化时代的框架。有指出称,为具备迈向创新大韩民国的教育系统,“第二次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朴教授解释说:“与工业化时代不同,如今要求终身教育,就业形态也从长期雇佣转向短期雇佣,其间的空隙需由福利填补,系统才能灵活运转”,“应从教育问题入手,构建符合21世纪的教育—劳动—福利良性循环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