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集团曾推进的校长推荐制,原原本本地展示了支配韩国社会的众多“框架”之极端。从地域感情到男女平等、等级排序……它充分证明了框架在韩国社会扎根有多深,以及用这一标准去裁量一个事件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三星集团的尝试最终留为未竟课题。一位要求匿名的民间研究所所长担忧极端文化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弊害称:“框架的陷阱类似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比床短就把四肢拉长,比床长就砍掉致死,这种独断的思维方式可能大行其道。”
朴槿惠总统再次打出创新牌。虽然限于经济领域,但其含义是,没有“创新”,韩国经济就可能在无法跨越面前的“危机之谷”的情况下崩塌。然而,我们社会究竟哪些部分是创新的对象,仍然不明确。人人都认为自己不是创新的客体,而是主体。
专家们强调,大韩民国股份有限公司若要创新,必须克服五大框架。首先是既得利益框架。创新是与藏身角落的既得利益势力的斗争。“改革比革命更难”,也意味着既得利益势力的抵抗众多。前韩国银行总裁朴升表示:“只要无法打破官僚,以及大企业、医生、工会、律师等利益集团的抵抗,就不会有创新。”
均等框架也是必须克服的对象。经济民主化就是代表性例子。限制大企业成长以让利于中小企业的期待,最终只是充实了外国企业的口袋。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表示:“经济民主化的宗旨是好的,但不应困在均等框架中,犯下预支未来、连春天要播的种子都吃掉的错误。”
二分法框架也是如此。劳资对立迟迟找不到解法,“富人与平民”的划线站队则耗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央权力框架阻断了政治与行政结构的多层化。本届政府以来,官僚之间流传着“正在成为由青瓦台、为青瓦台的国家”这样的自嘲之语。总统一人万机亲览、只接受各部门上报的方式,经济创新三年计划的失败也是显而易见。
监管框架同样是必须克服的核心课题。没有官僚社会创新的监管是空洞的。在“监管就是权力”的现实中,即使总统高声称“监管是仇敌”,财界仍评价“没什么期待”,原因也在于此。
Seoul Economic Daily去年推出“改造国家体系”的年度策划,此后正视这样的国家现实,新启动以“Innovation Korea 2014”为主题的年度大型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