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内寿险公司的电话营销(TM)办公室空无一人。今年2月金融当局作为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对策的一部分,突然中止电话营销,导致电话营销员陷入就业不安与生计困难。
10日召开的青瓦台首席秘书官会议上,朴槿惠总统表示:“无用的监管是我们要打倒的敌人”,“必须以非常的决心推进废除监管”。正如朴总统甚至用“敌人”这样激烈的措辞呼吁废除监管,笼罩韩国整个产业的监管迷雾十分浓重。尤其是监管的钉子直接阻碍成长本身的代表性领域,就是保险业。虽说是为了防止不当竞争与过度竞争,但演变为过度监管、束缚产业自身的情形并不少见。
近的例子可举保险公司缩减投诉之争。连法律依据都十分薄弱的对策,把市场秩序搅得一团乱。持续数十年的两个部门(韩国金融委员会、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之间的双重监管争议,更是切断了成长的命脉。
专家指出,只要不改善部门之间相互冲突或缺乏法律依据的监管,保险业的质量发展就遥不可及。弘益大学经营学系教授郑世昌表示:“韩国保险业在短期内实现了量的增长,缺乏时间整理相关监管”,“在存在多种利益相关方和多个监管当局的条件下,监管必须明确规定”。
◇公开管控价格的车险=显示政府对保险业监管强度之大的代表性案例是车险。银行或信用卡业中虽有为引导合理价格而提出指导方针的情形,但由政府掌握价格调整权限的领域,只有车险市场。
车险沦为官治产物,源于其表里不一的奇特属性。车险市场的费率自由化始于1994年,以2001年为起点完全开放。但现实恰恰相反。政府以车险费包含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中为由,管控保险费。车险的结构性矛盾也是扭曲车险市场的原因。
车险分为强制保险与任意保险。意思是拥有汽车的国民无一例外都必须投保车险,只是可以根据投保人处境任意选择保险细项(特约)。然而,在当局支持之下的社会舆论把车险视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一旦保险公司以赔付率恶化为依据想要提价,便会强烈抵制。保险研究院的奇承道博士指出:“有必要反映车险自由化的宗旨与消费者对车险的看法,重新调整车险市场的竞争结构。”
◇官僚的自保主义与过度的健全性监管=对保险公司的健全性监管是官僚自保主义造成的另一种过度监管。即与其思考产业成长,不如为了回避危机发生时随之而来的责任,先筑起监管这一简便的高墙。
金融当局决定把保险公司财务健全性指标——支付能力(RBC)比率的信赖水平由原先的95%提高至99%。这意味着,原先假定“保险公司20年破产一次(信赖水平95%)”,今后则须在“100年破产一次(信赖水平99%)”的假定下计算RBC比率。据保险研究院调查,若RBC比率监管加强,预计11家寿险公司和6家财险公司的RBC比率将低于当局建议值150%。
保险公司虽认同金融当局的宗旨,但纷纷发声称这是无视现实的过度监管。要达到RBC比率,只能增资或缩减业务。金融当局加强监管后,保险业额外投入的资本金规模约为3.5万亿韩元。在这种状况下,保险公司在每个阶段监管加强时都增资,在物理上是困难的。一家中小型保险公司相关人士表示:“网络车险公司一次性大量支付保险金的可能性极低,却受到与寿险公司相同的RBC比率监管,这说明金融当局的监管强化并未反映现实。”
◇因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与金融委员会并立造成的双重监管=凌驾于保险业之上的两个婆婆的存在,也是阻碍产业发展的障碍。
韩国金融委员会与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今年初围绕保险公司与维修、租车企业之间的老问题——汽车维修工时费与租车费发生对立。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认定财险公司强迫维修企业签订不当合同,对18项不公平条款作出整改措施。一周后,金融委员会则反击称维修企业和租车企业为赚钱过高计算费用,将修订车险标准条款。两只恐龙之争,使保险公司真正成了夹心饼。在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串谋认定的刀刃与金融委员会的行政指导之间动弹不得。
预见到双重监管陷阱的金融委员会与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曾在2007年签署业务协议(MOU),以防止管辖权重叠及对金融公司监管造成的损害,但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对保险公司串谋征收罚款仍在继续。原因在于相关法律含糊。保险业法未就限制竞争行为与公平交易法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MRFTA也未提及保险业的特殊性。
保险研究院研究委员李承俊表示:“考虑到保险业的特殊性(共同统计资料积累、巨大风险共同承保等),把一定部分的共同行为列为MRFTA适用除外对象加以允许是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