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通过强化私人年金的作用,弥补了公共年金的局限。
美国和英国依靠年金的收入替代率分别达到78.8%和70.0%(2012年为准),专家普遍指出这得益于个人年金的活跃。
美国公共年金的收入替代率为38.7%,与韩国差距不大,但通过个人年金等私人年金替代了40.1%的收入,从而将整体提升至78.8%。这些国家个人年金的活跃,是以税收优惠这一政策支持为基础的。
美国并未止步于此,还扩大了私人年金——个人退休账户(IRA)和退休年金的税收优惠。自2012年起,将原为每年4万美元(或年薪的100%中较少金额)的确定缴费(DC)型退休年金税收支持上限扩大至4.9万美元。劳动者的追加缴纳额也从1.1万美元提高至1.65万美元。
英国对个人年金则由政府按每缴纳1英镑补助0.25英镑。在最终缴纳的1.25英镑中,相当于所得税基础税率的20%自动免税并计入缴纳额。退休时还可将累计总额的25%以一次性方式免税提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将国家二层年金(S2P)在2030年前定额年金化等,把公共年金功能缩减为基本的老后收入手段,并通过自动加入个人账户企业年金制度(NEST)运行准强制性的私人年金制度。
德国则缩小公共年金作用,通过引入与税收优惠相结合的里斯特年金等强化私人年金作用。2001年年金改革中引入的里斯特年金的特点在于:德国公共年金是按劳资均等负担及收入比例原则运行的社会保险,而里斯特年金则是获得政府补助金支持和税收支持的认证制个人年金。特别是里斯特年金虽按收入比例缴纳保费,但政府补助金按政策发放,因此参保者收入越低,相对支持规模越大,家庭人数越多可享受的优惠越多。
制度实施首年2002年参保总人数仅为340万人,但到2012年已增长至1550万人,相当于公共年金参保人数3537万人的42%。
韩国国民年金研究院副研究委员郑仁英表示:“韩国的私人年金要真正发挥老后收入保障制度的作用,需要政府包括发放补助金在内的积极财政支持。”
日本的改革方向也与之相似。日本因老龄化导致公共年金财政恶化,正朝着下调公共年金给付、提高领取起始年龄的方向改革公共年金。
另一方面,作为公共年金的补充措施,日本正在扩大对个人年金参保者的税收优惠、扩大对弱势阶层的补助金发放等。
澳大利亚则被评价为通过1992年引入退休年金制度开创了年金政策的新局面。此前为自愿加入的退休年金被强制化,个人年金也整合进退休年金,并赋予强有力的税收优惠。结果,澳大利亚退休年金积累金规模在1992年还不到200亿澳元,到2012年已剧增至1.4万亿澳元(约1500万亿韩元)。
保险研究院老龄化研究室长李泰烈表示:“与同时实现老后保障和金融产业发展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年金产品的税收优惠严重不足”,“应通过税收优惠等提高对年金产品的投保诱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