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访问中国西安地区的一位政府官员,在见到当地地方公务员后印象深刻。为招揽企业投资而四处奔走、热情进行投资咨询的当地地方公务员的形象,让人难以相信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职人员。他指出:“听说有外国企业家来访,连地方高级公务员都出来迎接款待,主动表示要解决投资难题,这与我们那种静静等着办事人来到受理窗口的公职文化太不一样了”,“我们也需要为招揽地方投资付出更积极的行政努力。”
韩国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在外汇危机之后,也为招揽企业投资改善了许多制度。但企业家感受到的投资壁垒依然很高。目前在规制改革委员会登记的地方自治团体层面的规制有52638件。政府相关人士分析认为,考虑到其中各地区重叠的规制等因素,广域自治团体平均每个约270余件规制,基础自治团体平均每个约180余件。简单相加,相当于每个广域及基础自治团体平均有450件以上的规制装置在运作,拖住企业投资的脚步。
这些地方自治团体规制中,多数主要是与选址相关的规制。
简单来说,就是限制城市开发或工厂新建、扩建等行为的条款。因此,若将这些规制改得更亲近企业,就能相应地有助于振兴地方投资,但专家诊断称,仅凭地方自治团体的努力无法实现。表面上看是地方自治团体条例的问题,但根本上是催生该条例的上位法律体系的问题。这意味着,若不同时推进中央政府层面的法律改善,地方自治团体层面的规制改善难以实施。情况如此,地方上自然会冒出“做企业难”的说法。
当然,即便政府改善了上位法律,一线地方自治团体窗口仍固守既有规制的情况也不少。一位要求匿名的经济团体相关人士表示:“为引导企业投资,上位法律上的规制已经放开,但由于一线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未能充分熟悉等原因,地方上规制仍然存活的情况时有发生”,“有必要在中央政府层面细致调查这类案例并加以改善,并定期就上位规制改善动向对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进行培训。”
各地区制定千篇一律的招商引资战略也是个问题。地方自治团体无一例外都打出引进“尖端”“环保”产业的旗号,结果制造企业即便想考虑迁往地方,也常常受到冷待。新国家党一位党务人士分析称:“从地方自治团体首长的立场看,引进外表体面的企业对连任有利,所以似乎都一律把引进医疗、生物产业或尖端信息技术(IT)产业写进竞选承诺”,“加之‘脏兮兮的工厂进来会拉低房价’这类地方民意作用,制造企业从首都圈迁往地方并不容易。”
政府也在为改善这类问题而努力解除规制。但专家指出,这种政府主导方式短期内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规制件数、取得成效,却不能成为根本对策。因为在像目前这样从属于中央政府的地方自治团体体制下,国内地方自治团体缺乏像中国西安那样积极竞争招商引资的动力。若政府以船队式方式把地方自治团体拉出来催促削减规制,地方自治团体只会勉强削减相关规制,没有理由积极发掘规制难点。
因此专家诊断称,政府的首要课题不是简单减少几件规制,而是激活地方自治制度,改变体质本身,使地方自治团体自发积极参与招商引资竞争。
韩国地方行政研究院金贤浩博士指出:“基本上需要给予激励,使地方自治团体能够自行把制度改得更亲近投资”,“为此,政府应大胆向地方自治团体首长下放权限,尤其要移交企业难点较大的选址开发相关权限,并定期评价投资环境营造良好的地方自治团体,把财政支持待遇作为‘胡萝卜’给予。”
通过地方自治团体权限移交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典范性成果的案例,济州道被列为代表。政府一位官员表示:“济州道被指定为特别自治道后,多达1600余项权限被移交给该自治道”,“济州道由此得以尽快处理政策上无需过多考量的审批事项,在化解投资投诉方面取得了很大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