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达国家的公私保险体系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现实处于何等寒微的水平。它让人确认,在福利等社会大多数领域真正称得上发达的国家,与仅拥有国内生产总值(GDP)等经济实力的国家之间,差别究竟在哪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自身已认识到越来越难以靠财政支撑社会福利体系这一现实局限,正在全政府层面加快构建公私保险的衔接体系。这正是与我国现实存在实质性差异之处。
英国最大保险公司“保柏”在提供疾病及健康保障产品的同时,还提供体检、疗养服务等各类健康管理服务。
通过健康预防服务降低疾病发生率,对保险公司而言意味着赔付率下降,最终以更低廉的保费向客户提供优质健康保障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保柏无论是否投保其产品,都向任何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英国政府认为,像保柏这样的民营保险公司进入健康管理服务领域,最终会降低糖尿病等成人病发病率,带来国民健康增进和总医疗费下降。
日本也为抑制高血压等生活习惯病激增导致的医疗费上升,自2008年起积极引导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非医疗民间企业进入健康管理服务领域。除医疗机构外,东京海上、明治安田生命、日本生命、东海生命等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760余家企业受公共健康保险委托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日本政府以积极利用保险公司等民间部门,将面向40岁以上人群的公共健康管理服务实施率从2010年的45%提高到2015年的60%为目标。
美国屈指可数的保险公司信诺与美国政府面向65岁以上老年人的公共医疗保险“联邦医疗保险”衔接,按健康风险水平提供定制化健康管理服务。
美国95%的民营保险公司开展疾病管理服务。强生公司表示,以外部委托形式为本公司员工引入疾病管理服务后,人均年医疗费减少了224美元。据非营利团体美国健康创新中心2010年的调查,引入健康生活管理项目的企业最近3~4年医疗费增幅为4%,仅为美国整体医疗费增幅(8~10%)的一半。
因老龄化而较早体会到福利财政局限的发达国家,正通过公私合作构建严密的社会安全网,加快推进财政效率化。
韩国也因急速老龄化导致医疗费激增,公共保险财政已见底。总医疗费中公共保险比重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约为80%左右,而韩国目前仅为53%。在公共保险比重较大的发达国家都为节省财政而强化与民营保险衔接的情况下,公共保险比重仅有一半的韩国更是必须与民营保险衔接。韩国曾在2011年推动引入健康管理服务法,但因保险公司个人信息泄露及医疗民营化的担忧浮现而告吹。
这其中也有保险公司因客户信息管理疏忽、不完全销售等而失去社会信任的一面,因此保险业界也需努力提升信任度。但专家指出,若以对保险的不信任为由中止健康管理服务法的讨论本身,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将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