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6日在首尔松坡区被发现死亡的母女三人的悲剧,原原本本地暴露出韩国社会安全网与福利传递体系的漏洞。年均高达100万亿韩元的福利预算不断膨胀,却未能有效使用,从而出现了福利的死角地带。专家们强调有必要扩大社会安全网。
韩国于1999年制定《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由政府以法律保障国民的基础生活权利。基础生活保障事业预算从2007年的6万6157亿韩元稳步增至2013年的8万7689亿韩元,但领取基础生活保障给付的受益者人数在2007年至2010年间维持在153万~157万人的水平后,2011年为147万人、2012年为139万人、2013年约为135万人,反而减少了。
基础生活保障受益者减少,并非因为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而是因为丧失受益资格的落选者增多。2010年引入社会福利综合管理网(幸福e音)后,受益者的收入及扶养义务人关系更易掌握,落选者由此增加。
从韩国保健福祉部向民主党议员南允仁顺提交的《国民基础生活保障不当受益者现况》来看,从2010年的2759户增至2011年的5048户、2012年的7392户、2013年的1万222户。
根据《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扶养义务人是指有责任扶养受益权人者,即受益权人一等亲的直系血亲或配偶。若其有充分收入,则被视为已履行对受益权人的扶养义务,不提供福利待遇。
因此,实际生活水平连最低生计费都达不到、生活艰难,却仅因存在扶养义务人而得不到国家照顾的案例日益增多。若十年不曾登门的子女或失去联系的配偶被指定为扶养义务人,即便从其处得不到任何帮助,仅因扶养义务人的存在便会从受益对象中落选。
南允议员在上月13日的福利部政策质询中强调:“在既属低收入层却领不到基础给付的非受益贫困层超过100万人的现实下,受国家保护的低收入层反而减少是个大问题”,“应废除或大幅放宽扶养义务人标准,使国家能够保护非受益贫困层,积极解决福利死角地带”。
随着非受益贫困层扩大以及对扶养义务人问题的质疑不断,政府去年提出了基础生活给付改编方案,使福利给付水平现实化、放宽扶养义务人标准,同时将受益对象最多增加110万户。
方案包括:把此前一并发放的7项给付(生计·住房·医疗·教育·自立·生育·丧葬)按收入水平分类发放,并提高判断扶养义务人扶养能力的收入标准等。由此预计死角地带将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但负面舆论也不少。
随着给付发放方式被分开,受益者中即便整体生活质量下降,若在特定领域条件相对较好,受益金额可能减少或被剥夺受益权。也有意见认为,非受益贫困层为领取住房·教育给付而甘冒被贴上受益者标签之风险成为受益层,但各项个别给付的保障水平仍然偏低。
即便有福利制度却无法真正享受待遇的现实同样是问题。专家指出,韩国的福利传递系统倾向于把重点放在“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福利对象上,成为制度使用的障碍。贫困社会连带事务局长金允荣表示:“很多人说,去洞事务所申请受益时,负责公务员基本上都用怀疑的眼神打量,导致连申请本身都不愿意”,“本届政府高喊‘非正常的正常化’,强力推进铲除不当受益,这种倾向更加严重”。
崇实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李相恩也强调:“韩国整体的社会情绪在福利对象甄选上偏于严苛,社会氛围本身需要转向以宽容眼光看待为困难者提供福利。”
福利负责公务员严重不足,实际上无法主动发掘需要福利待遇的人群,这也被视为问题。李教授表示:“看邑面洞的公务员,一般行政职6点就准时下班,而福利负责公务员为管理既有受益者、处理申请,大多要忙到12点”,“在这种状况下,发掘福利对象根本无从谈起”。
实际上,韩国社会福利领域公务员人数为每1000人0.22名,不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12.24名的六十分之一。截至2012年,社会福利负责公务员为2万5400名,仅比2007年(2万2728名)增加3000名左右。
如松坡区母女三人事件那样,雇佣保险与工伤保险的死角地带问题也被指出。去世的母亲具备领取失业给付的资格,却因未能向当局申报而无法领取,也不属于工伤保险认定的工伤。
韩国雇佣劳动部表示:“为消除雇佣保险死角地带,正在推进扩大对特殊形态劳动从业者、艺术人等的适用范围”,“工伤保险此前原则上将上下班途中事故排除在补偿对象之外,但从扩大劳动者保护的层面出发,计划研究对上下班途中事故予以补偿等方案,以扩大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