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有限,为高效供给和利用这些资源,构建合理的医疗供给体系是国家医疗制度的核心要素。为此,1989年在引入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时,按行政区划和生活圈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诊疗圈和142个中诊疗圈,医疗机构也分为一、二、三级诊疗机构,尝试在医疗机构之间进行功能分工。这是为改善当时引发争议的医疗机构功能割裂、地区间医疗资源不均衡、患者集中于大型医院等问题。
集中于首都圈和综合医院,只增加了费用
但现实是,如今这一制度几乎已形同虚设。1989年引入的医疗传递体系所要改善的问题,依然处于争议的中心。特别是1998年以后,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病床和高价医疗设备配置等高档化和数量扩张展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急性期病床和长期疗养病床数量位居第一、二位,人均高价医疗设备处于上位集团。这种医疗资源的供给过剩和过度竞争,在不必要地增加医疗费用的同时,也加剧了低效率的诊疗现象。对本无需住院或无需使用高价设备的患者也让其住院或使用高价设备,增加了不必要的医疗费用。此外,本应以住院医疗为主的综合医院及以上机构,其门诊给付费用在全体医疗机构中占比高达36%,这一事实可以说是医疗传递体系问题的一个侧面。归根结底,医疗传递体系未能确立的低效医疗供给体系,在使国民医疗费急剧增加的同时,也成为降低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因素,可以认为是动摇我国保健医疗体系根基的原因之一。
常言道历史没有假设。但对于1998年监管改革委员会废除以患者居住地区为基础的诊疗圈、将医疗利用阶段由三级(一、二、三级医疗)缩减为两级,从而使医疗传递体系形同虚设这一事件,笔者想做一个假设。当然,当时这是为解决地区间医疗资源不平等问题而作出的决定,但显然这是未考虑保健医疗特性的判断。
作为解决地区间医疗不平等问题的方案,正确的方向应是不废除诊疗圈,而是朝着改善地区间医疗资源不平等的方向推进,同时强化医疗的地区化和医疗利用的阶段化。若如此,我国的保健医疗就会朝着与当下有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不会出现患者集中于首都圈,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医疗和社区诊所作用与功能萎缩、医疗利用量和医疗费急增等争议。
应以医疗地区化、阶段化提高效率
在医疗体系中,通过医疗的地区化和阶段化确立高效的医疗供给体系,是防止保健医疗资源浪费、提高效率的核心事项。这正是为解决我国保健医疗体系面临的高成本、低效率,必须改革包括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在内的医疗传递体系的理由。特别是要解决保健医疗问题,需要彻底认识现实,并作出渐进而务实的努力。第一步努力,在供给方面是确立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并确保相应手段,在需求方面是构建体系化的医疗利用系统。通过这些,才能发展为让国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