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6

派系毒草在经济界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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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企划财政部非考试出身者仅1人……首尔大、大邱庆北相互提携盛行

金融界存在特定人物派系……选任行长时向政界拉关系

互相诋毁的报复性人事也成惯例

去年,某国策机构负责人由一位出人意料的人士出任,该机构内部一片哗然。表情最为尴尬的,是此前押注于另一位被视为最有力人选的高管的内部员工们。自己未曾支持的人成为一把手,前途难以预测的困惑写在脸上。该机构负责人获任后,在机构内部的任何派系中都未获得真正的支持。

2014年索契冬奥会最大的话题是入籍俄罗斯的维克多·安(安贤洙)夺得金牌以及韩国代表队的低迷。安贤洙曾被卷入冰上联盟内部的派系斗争,受伤后被排除在国家代表队之外。他之所以入籍俄罗斯,是因为渴望即便在没有派系的他国也要继续运动。

集团内部因特定人物而分化出派系的派阀矛盾,难道只是冰上界的惯例?占据我国社会上层的经济界同样存在派阀主义惯例。

从重视届期文化的官僚,到按出身划分的金融界,再到因所有者之间矛盾而连员工都分化的财界……大韩民国经济界正处于派阀主义的正中央。

有分析认为派阀主义是军事文化的残余,但韩国经济界还叠加了地域主义和学缘关系,筑起了铜墙铁壁。派阀导致晋升靠背景而非实力,最终摧毁组织的竞争力。

此外,存在派阀的组织中,即便凭实力提拔人才,最终也会被贬称为派阀所为。一位曾任青瓦台秘书官的次长表示:“我提拔了一位工作出色但不显山露水的人,结果有人拿我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与他的同乡关系及高中学缘说事,评价说这是安插自己人。”他还说:“无论选谁,人们都强烈倾向于认为最终靠的是人脉而非实力。”

◇官僚,序列主义派系矛盾=在经济领域派阀尤为严重、甚至助长派阀的群体,正是官僚社会。以行政考试为代表的届期文化,加上首尔大学经济系、法律系等特定大学院系出身者相互提携的文化十分浓厚。行政考试出身者在二十多岁后期或三十岁出头从5级事务官起步,到四十岁前中期晋升为局长十分自然。高级公务员大多由这些行政考试出身者占据。2009~2013年韩国企划财政部的16个开放型职位全部由行政考试出身者担任。

然而2008年3月以后,企划财政部中非5级公开招考出身的高级公务员团晋升者仅2人,以现有高级公务员团在职人员为准,非考试出身者只有1名7级公开招考出身者。晋升为高级公务员,行政考试出身者需22年5个月,而7级出身者平均需31年。这正是考试与非考试之间存在无形阶层壁垒的原因。据悉,某政府部门曾因考试群体的派阀主义,导致核心局长被迫离职。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卢大来近期断言“将重用非考试出身的人才,使组织内部形成竞争”,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企划财政部等经济部门大多被首尔大学等特定大学占据。2011年起三年间企划财政部录用的79名5级合格者中,一半即39人出身首尔大学。其次是延世大学(23人)、高丽大学(7人)等,所谓“SKY”出身者占据了企划财政部5级录用的绝大多数。

即便在首尔大学内部,经济系与法学院出身者之间也存在无形的距离感。法学院出身的前部长姜万洙在任时,曾在法学院校友活动上表示“十年后回到财政经济部,发现首尔大法学院后继无人,令人遗憾”,并称“首尔大法学院出身者比经济系出身者更能干”,因此招致白眼。

在企划财政部内部,高中也成为派阀的依据。在京畿高中前后辈相互提携、彼此扶持的氛围下,其他高中出身者感到被边缘化。徽文高中出身的金融委员长申齐润回忆过去在企划财政部工作时说:“我是徽文高中出身者中第一个晋升科长的”,“这是因为当时的部长决心摆脱只让京畿高中出身者优先晋升的惯例才可能出现的‘破格’”。

企划财政部下属机构中规模高达两万余人的韩国国税厅,派阀文化同样浓厚。

韩国国税厅内,行政考试出身者与一般职、税务大学出身者形成了派系。虽有解读认为1月的人事任用了非考试出身者,但仅占韩国国税厅3%的行政考试出身者仍占据高级公务员的70%,余下30%由一般职和税务大学出身者占据。

大邱庆北(TK)出身者占据大多数也是一大特点。从去年国政监查资料看,韩国国税厅内2级以上高级职位34人中,41.2%即14人出身大邱庆北。由此引发批评舆论后,在韩国国税厅年末人事中,部分原本预计晋升的大邱庆北出身局长还出现了退职的情况。不过内外解读认为,即便同为大邱庆北出身,非行政考试出身者相比行政考试出身者,受到大邱庆北逆向歧视的倾向更为明显。

◇金融,政治化日益严重=金融界同样是派阀主义日趋严重之处。金融界的特点是存在以特定人物为中心的派阀,追随特定人物的派系也存在。

那就是“李宪宰兵团”和“金石东兵团”。李宪宰兵团是前经济副总理李宪宰出任首任金融监督委员长时,与他一同在1997年外汇危机后全面负责企业结构调整工作的人们。李宪宰兵团主要活跃于金融界。他们在企划财政部和韩国金融委员会等担任高职后,以“空降”方式进入金融公共企业、金融协会、商业银行等,掌控上层。

当时与他们共事的韩国金融监督院一位相关人士表示:“一旦进入李宪宰兵团,此后也会不断凭那份人脉在别处再就业。”

由李宪宰提拔的前金融委员长金石东在任时,也常被分为亲金石东派与反金石东派。

金融监督院内部同样在大学毕业出身者与高中毕业出身者之间形成无形歧视。因为即使有实力,高中毕业出身者晋升到一定职位以上的机会比大学毕业出身者少。此外,由原属韩国银行的银行监督院与保险监督院、证券监督院、信用管理基金合并而成的金融监督院内部,银行监督院出身者与其余人之间也筑有壁垒。新政府成立前后,亲朴槿惠派也存在于金融监督院内部,这是公开的秘密。

金融公司中,四大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派阀斗争极为激烈。KB金融控股旗下的国民银行,在国民银行与住宅银行合并12年后,仍存在1渠道与2渠道之间的矛盾。此外,前行长姜正元连任时,向工会和政界拉关系,形成了自己的派阀。姜正元此后与前金融控股会长黄永基不断对立,催生了报复性人事文化。在前会长鱼允大时期,内部对以高丽大学出身者为主的人事不满之声不绝于耳。

曾经历银行领导层以背信和挪用公款起诉前社长的“新韩事态”的新韩金融控股,每逢选任会长,各位前高管都不惜投递检举信,力图把自己支持的人选推上会长之位。现任会长韩东干与前社长申相勋仍在相互指责。友利金融控股和韩亚金融控股同样每逢选任会长或行长,都因各自为所支持人选而诋毁对方,导致整个组织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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