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3

[您怎么看] 基础年金差别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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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河 顺天乡大学金融保险学系教授 朱恩善 京畿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 政府制定了基础年金法案并提交国会,拟自今年7月起,向65岁以上、收入处于后70%的老年人,按韩国国民年金缴纳年限差别发放10万至20万韩元。距实施不足五个月,但在野党强烈反对差别发放,法案在国会通过并不容易。赞成差别发放的一方主张,国民年金给付中的一部分本身具有基础年金性质,因此按国民年金缴纳年限差别发放既符合公平性,也可减轻财政负担。反对方则大声指出,差别发放会削弱长期参加国民年金的意愿,威胁公共年金体系,并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与不公平争议。现刊载双方观点。

● 赞成 金龙河 顺天乡大学金融保险学系教授

国民年金本身已含基础年金性质

一律发放将加重后代财政负担

通往基础年金的高地已近在眼前。基础年金法虽尚未在国会通过,但自今年7月起向65岁以上老年人中的70%发放基础年金的财源已经筹备到位。此外,围绕基础年金法案,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立场差距也不大。如今剩下的争点,只有是否对发放对象老年人中已领取国民年金的10%实行基础年金差额发放。

政府方案拟对发放对象中约10%的老年人,按国民年金水平最多减发10万韩元基础年金,在野党反对的理由是,长期来看无法领取全额基础年金的老年人可能进一步增加。若按照基础年金原本的宗旨,即不论收入水平普遍保障最低收入,对基础年金金额进行差别处理确有不妥之处。但按此逻辑,不向收入前30%的人发放基础年金同样构成问题。一方面认可不向前30%发放,另一方面又主张对其余70%必须一律发放同一金额,在逻辑上存在局限。

认为政府方案对国民年金领取额超过一定水平者少发基础年金是对国民年金参保者的逆向歧视,这种主张本末倒置。国民年金的给付中本就包含基础年金性质。例如,领取50万韩元国民年金的人,其中相当于本人所缴保费本息合计额的部分不到一半,已经领取了25万韩元以上相当于基础年金、具有代际间与代际内收入再分配概念的金额。基础年金发放给因无力缴纳保费而领不到公共年金、或即便领取也金额很少的老年人,具有纠正我国原有老后收入保障体系逆向歧视贫困老人这一弊端的性质,从这一点看,政府方案可以说是充分考虑了这一点而设计的。从中长期看,随着国民年金长期参保者增多、国民年金金额自然提高,基础年金领取者有所减少,在财政层面与公平性层面都是可取的。

从年金技术角度看,把不发放基础年金的前30%与发放的70%一刀切地区分开来,会引发处于分界线附近人群的公平性问题。基础老龄年金法和基础年金法政府方案以财产折算收入金额与实际收入额之和作为划分前30%的基准点,并为处于分界线附近者设置了调整年金额的区间,但仅凭这一点难以平息分界线附近人群的不满。因此,有必要以最为明确的收入——国民年金金额为基准,设置基础年金差别发放的一定区间。

在财政层面,一律发放20万韩元基础年金的方案与差别发放方案之间也存在差异。现阶段相差4000亿韩元,到2040年政府方案需要99万8000亿韩元,而对70%一律发放的方案需要111万6000亿韩元,到2060年则分别为228万亿韩元与263万8000亿韩元,差距进一步扩大。完全由税收支付的基础年金与国民年金不同,直接实现代际再分配,因此规模越大,后代的负担越重。当前基础年金的引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贫困问题,但必须首先向几乎没有收入的老年人发放最低限度的基础年金,这一点毫无争议。此次基础年金的引入并不意味着老后收入保障体系就此完成,因此执政党与在野党都应各让一步,放下基于过于遥远未来可能出现的担忧的主张,尽快表决通过并实施基础年金法。

● 反对 朱恩善 京畿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

逆向歧视长期参保者动摇公共年金

引发不公争议等更大社会成本

近来韩国基础年金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将基础年金给付与国民年金挂钩并加以差别化。政府提出与大选承诺大相径庭的基础年金方案时,总统曾就无法向“所有老年人”发放基础年金致歉,但比放弃对象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将基础年金与国民年金缴纳年限挂钩削减的内容。

反对将基础年金给付与国民年金缴纳年限挂钩削减的理由有多个。第一,差别发放会对我国刚刚起步的国民年金制度产生负面影响。国民年金缴纳年限越长、基础年金给付就越受惩罚,这会降低参加国民年金的动机,并催生对国民年金的怀疑认知。这并非仅限于任意参保者的问题。

第二,基础年金与国民年金挂钩削减的方案会引发不公平。按政府方案,长期参保者因基础年金被削减而受损。尤其对难以持续缴纳保费的低收入阶层施以长期参保的惩罚,既不合常理也不正义。此外,享受宽厚税收支持的退职年金、个人年金无论参加多久都没有不利后果,为何唯独长期参加国民年金会成为削减基础年金的理由,很难正当化。

第三,若按政府方案,我国公共年金的发展前景黯淡。因为其设计使基础年金无法真正弥补2007年大幅下调的国民年金给付。包括基础年金与国民年金在内的公共年金,在给付设计上具有收入再分配性,对平民有利。相反,缩减公共年金并不会减少整体老后收入保障成本,而是抬高私人年金成本、扩大老后不平等。更何况目前仅为25%左右的国民年金给付水平,在制度成熟期2045年之后反而会进一步降至22%左右,迫切需要基础年金予以补充。若基础年金削减额越来越大、基础年金无法补充国民年金,韩国的公共老后保障长期来看将难以摆脱最低水平。那么,前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陈永等人主张的、将基础年金与整体收入而非国民年金挂钩的方案又如何呢?这同样不可取。在父母与子女可实质共享收入与财产、子女的非正式支援是老人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老人的正式财产与收入无法成为良好指标。从事低薪劳动的老人领不到基础年金,而靠租金收入者或富裕老人却能领到基础年金。但若把收入与财产的核查范围扩大到子女,其副作用自不必说,也根本不可行。

按收入筛选对象与给付差别化会引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与不公平争议,带来比与国民年金挂钩更大的社会成本。尽管如此,仍有主张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基础年金的筛选与差别发放都不可避免。无差别的普遍基础年金支出,以2020年为准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2040年为3.1%。再加上国民年金支出,公共年金总支出2020年为2.6%,2040年为7%。也就是说,2040年的支出总额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0年的平均支出8.4%。消除了前述不公平、不信任问题的年金政策,至少在30年内在财政上看来并非不可能。此外,近来被强调的人均未来财政负担额,须考虑税收负担的政治经济学,即各经济主体、各个人的负担水平差异极大。基础年金给付作为公民的普遍权利被平等保障时,才能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分裂、有效缓解老人贫困,也不损害分配正义。基础年金的公正性,不应通过给付差别化来实现,而应通过在筹资环节提高课税累进性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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