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2

[周四清晨] 新兴市场危机与韩国的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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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洪佑 论说室长

受耶伦讲话与中国数据提振

新兴市场股市虽有反弹气氛

但危机如顽强的多年生杂草

没有国际协作便无法实现增长

安保环境变化令紧张升温

应承担主导对话的职能

方能打开21世纪繁荣之路

果然强大。一路下跌的新兴国家股价与货币价值12日齐齐上涨。珍妮特·耶伦讲话影响巨大。她表示短期内将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基调,美国与欧洲股市随之同步上涨,可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主席的影响力确实强大。特别是耶伦所说“将延续前任伯南克主席的政策”,在新兴市场似被视为积极信号。除美国缩减量化宽松之外,作为新兴国家危机另一诱因的中国经济恶化担忧,也被一份仿佛在嘲笑这种担忧的惊喜贸易顺差数据所冲淡,为股价反弹添了力。

那么新兴国家危机就此消散了吗?韩国安全吗?无法确信。当然也有乐观预期。美联储11日(美国时间)向国会提交的货币政策报告中评价称“韩国经济基础稳固,是新兴国家中最为稳定的”。然而缩减量化宽松才刚刚越过起跑线不久。危机何时突袭无人知晓。2003年去世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名著《疯狂、恐慌与崩溃:金融危机史》中,将金融危机比作“不断萌发的顽强多年生草”。意思是危机如杂草一般随时可能爆发。

比金融危机顽强的生命力与反复性更令人恐惧的,是国际金融协作能否持续。印度中央银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上月底“货币政策的国际协作已经崩塌”的发言令人心头沉重。最早的国际协作出现在1890年的巴林危机。奇妙的是,如今在新兴国家危机中受创最重的阿根廷正是当年危机的震源地。巴林银行为追逐高收益过度投资阿根廷土地债券,预计损失额过大,连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都束手无策之际,奇迹发生了。得益于法国与俄罗斯迅速提供的意外支援,英国既救了巴林银行,也避开了灾难。

此后英国凭借积极的海外资金运作维持了国际金融的领导地位,问题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力下降、资金匮乏,领导地位难以维系。升至可取代英国位置的美国无意掌握领导权,法国则因对德国的怨恨而不愿参与国际协作。1929年纽约股市大崩盘引发的世界大萧条中,国际金融合作也只有议论纷纷,完全没有落实。相反以美国为中心,保护主义抬头,各国竞相提高进口关税,仅三年间世界贸易额比大萧条前减少了70.8%。使愈发深重的大萧条创伤得以愈合的,是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同盟国兵工厂的美国实现了充分就业与设备满负荷运转,漫长的大萧条也随之落幕。若当年有国际协作,或许能避免那场战争。

也有人主张世界要摆脱全球危机就像以往那样需要战争,但这是极其无知的说法。若是全面战争,核导弹发射按钮按下的瞬间地球上的生命便告终结;即便是有限的局部战争,所需费用也将远超以往。美国饱受财政赤字之苦的最大原因,也在于在实力微弱的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战争。今天的韩国无论与哪个国家相比都处境艰难。新兴国家危机是危机,外交安保形势也不佳。韩国被夹在意图制衡崛起中国的美国与最大经济伙伴中国之间。无论经济还是国际政治,只有维持对话、妥协与国际协作的氛围,韩国的道路才能打开。华裔美籍史学家黄仁宇(2000年去世)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与中国的21世纪》中,将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发展的原因归结为错误认识与制度的累积。韩国的21世纪唯有全力投入和平与协作方能实现。当下有必要率先营造东北亚的对话氛围。时隔7年举行的南北高级别当局接触,也正因这一脉络而令人期待。

国内需要什么政策呢?令人想起拉詹行长还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时,2010年作为主旨演讲者出席Seoul Economic Daily主办的首尔论坛时所强调的一段话。“现在是扩充社会安全网、化解两极分化现象的时候。若实现均衡增长,短期内跻身富国之列的韩国的潜力才能延续。” hongw@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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