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经济正因第二次石油危机而陷入高物价与低增长的困境。已故经济首席秘书金在益当时怀着对自律、稳定、开放的信念,强力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在大企业左右增长、使用国货普遍化的年代,大幅废除歧视性金融税制或进口管制,堪称革命性的构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经济改革者孤独的战斗,借助独裁权力的强力支持而取得成功。此后韩国经济进入低物价、低利率、低美元的“三低”繁荣时代。
仅靠收入难以实现国民幸福
如果说金首席当年梦想的是自律的开放经济,那么30年后的今天,他大概会描绘社会融合型增长。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与国民个人的经济稳定,是先进韩国的基本条件。国民感受到的幸福度与人均收入成正比,是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平均国民收入与国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已在多项国际调查中得到证实,因此4万美元收入时代必须开启。但对于理查德·伊斯特林(Easterlin)“经济增长未必给所有国民带来幸福”的假说,许多学者也表示赞同。因为普通人除了绝对收入,还在意与他人相比的相对收入。而且大多数人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
如果先进韩国不仅在经济,还要在政治、外交、社会、文化领域领先,那么我们要走的路仍很漫长。不能因出口大企业在世界市场表现出色、韩流在亚洲掀起热潮就自满。社会融合型经济无法与少数参与者垄断的赢者独食型市场同行。真正的发达国家在走向社会融合型经济的同时,走过了让普通大众积极参与市场的艰难险路。创造性的先进化仅靠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够的,必须让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支柱相互咬合、实现共生发展。
经济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维持潜在增长率就越困难。潜在增长率下降,容易落入错误政策的诱惑。通过人为刺激景气可以短暂提高增长率,但若其后遗症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将会受害数十年。在现状下若要将潜在增长率维持在4%,覆盖政治、经济、社会全局的制度改革不可或缺。
需要涵盖政治与社会的融合型增长
福利制度改革是引领先进韩国的另一根支柱。生产性福利的必要性人人认可,但要进行让福利制度变得具有生产性的改革,再能干的专业官僚也会咋舌。工作岗位是最大的福利,这话说来容易,但创造体面的岗位却一年比一年难。只有让能干的专家和富有创意的学者共同商议、经过大量政策试验,才能制定出恰当的政策。
经济革新三年计划应以金在益与李健熙的改革方式为镜鉴。两场改革的共通点在于,在坚定信念之下获得了确实的推进力。面向先进韩国的政策在历届政府中已被反复谈论到近乎过度。比起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百货商店式的政策罗列,更重要的是向国民展示政府的哲学与意志。各部门应以三年内成功完成一项最艰难但最重要的课题的姿态投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