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性企业票据(CP)销售、利率与可转让存单(CD)利率串谋、转嫁给客户的抵押权设定费用、KIKO等货币期权产品的不公平销售、信用卡公司与保险公司的个人信息泄露……
这些都是近几年引发金融消费者公愤、甚至促使其提起集体诉讼的事件。随着复杂金融产品销售增加、金融与现实生活关系日益紧密,包括诉讼在内的金融相关纠纷也呈增加趋势。然而考察这类诉讼的进程,最终以消费者败诉收场的情况占绝大多数。
例如,在企业票据(CP)发售仅10天后LIG建设即申请法定管理,遭受巨额损失的投资者对销售方友利投资证券提起诉讼,但约15起诉讼中有12起被判败诉。围绕货币期权产品KIKO是否存在不公平销售,银行与中小企业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诉讼,去年9月韩国大法院作出“KIKO合约不能视为不公平交易”的判决,实际上支持了银行一方。以银行将贷款费用转嫁给客户为由提起的“抵押权设定费返还诉讼”,迄今已进行的240余起诉讼中,除8起外全部以银行胜诉告终。
专家主张,此类情形反复出现,源于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的法律和制度不完善。金融消费者院代表赵南熙表示:“为维护金融消费者权利,通过调解、诉讼等多种方式不断‘敲门’的尝试在增加,但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消费者胜诉确实不易”,并主张“应朝着让消费者更容易获得损害救济的方向整顿法律和制度”。
首先被提及的是举证责任的转换。目前提起诉讼的消费者一方必须全面举证受害事实及程度、加害方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以及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若无法证明即败诉。然而在信息落差与专业知识差距悬殊的金融诉讼中,投资者要举证银行的违法行为或故意极为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加害方而非受害方举证“并无过错”。这种举证责任转换在医疗诉讼或产品责任法等领域已趋于被认可。
专门从事金融消费者诉讼的律师事务所Hannuri的律师全永俊表示:“消费者只知道自己受害的事实,却无法知道金融公司持有哪些资料、以故意还是过失实施了何种违法行为”,“即便为举证金融公司过失而要求提交证据,若对方称‘没有这类资料’,连该说法的真伪都无法核实”。他还补充说:“只凭金融公司提供的信息去查明金融公司的过错,这非常困难。”
引入集团诉讼也是消费者团体等的要求。金融消费者受害的情形中,整体受害金额很大,但人均受害金额往往很小。也就是说可获赔金额低于诉讼费用,缺乏“诉讼实益”。赵南熙代表表示:“由于诉讼实益少,站在消费者一方推进诉讼的有能力律师并不多”,“相反金融公司一方以巨额代理费聘请大型律所和研究所,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论据”。他们认为,如果更多地推行由一名代表或少数人提起诉讼、一旦胜诉则全体受害者获得救济的集团诉讼制,这种不对称结构有望得到解决。
法院态度的转变也是专家们的要求。一位律师指出:“当前需要更多站在消费者立场的积极法律解释,但许多法官似乎仍固守保守立场,令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