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就海外基金利用特殊目的公司(SPC)出售韩国境内房地产后所产生的转让所得、韩国行使征税权是否合法的诉讼作出了判决。概括而言,法院判定该特殊目的公司并非为实质性经营活动而设,仅是为规避税收而设立的公司,因此否认其法人资格,向实质归属主体即海外基金就相当于转让所得部分课征法人税是正当的。在美国,通过特殊目的公司进行的离岸避税同样是社会争议话题。例如美国互联网公司会在避税地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并让该公司持有服务器和全部知识产权。
海外金融交易不透明导致课税困难
然后在全球法人税负担最低的国家设立子公司,以该公司名义实现全部销售收入。再将这些销售收入的几乎全部,以知识产权使用费等名义支付给设在避税地的母公司。有观点称,通过这种投资手法,约有10万亿韩元的美国税款被规避。由此可见,离岸避税的规模与程度相当严重。其严重程度或许与过去金融危机时期相似。当时金融手法的扭曲程度过甚,风险管理失效,最终导致金融体系崩溃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此前离岸避税之所以泛滥,原因在于海外金融交易的不透明性。由于部分国家的金融保密主义以及避税地在金融和税务上的保密主义等,使得获取海外交易、特别是特殊目的公司实体的证明资料成为不可能。正是由于这种金融和税务上的不透明乃至保密主义,难以查明特殊目的公司究竟是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实体,还是仅为避税目的而设的名义公司。因此,税务当局本应查明特殊目的公司为空壳公司,从而否认其法人资格,并对实际所得归属者行使征税权,但这种举证工作变得困难。利用这种现实困难,借助特殊目的公司的多层级投资手法得以发展,离岸避税由此泛滥。然而,近来面对全球性财政危机,各国政府在寻找财政收入来源的过程中,开始积极考虑对此前处于盲区的离岸资产行使征税权。也就是说,过去因各国征税权相互冲突而对离岸资产有所自制,如今各国则在协作的同时要求避税地等公开信息。
应尽快完善法律,细化课税规定
换言之,离岸交易已不再是司法权或征税权的盲区。过去曾有在国内犯罪后大量外逃的情形。为加以规制,韩国修改了国内法,规定在海外逃亡期间公诉时效中止,并进一步与各国签订了引渡条约。同样,对离岸避税也需要完善法律制度以彻底清除。应明确整理韩国国内法上不够明确的居民等概念,并逐步扩大与各国共享金融信息和税务信息的协定。同时,应将规定实质课税原则的概括性条款进一步细化,以提高可预见性。此外,有必要将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对象范围扩大至为离岸交易提供咨询的专业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