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19

[时论] 金融监管与创新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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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消费者正把目光转向海外。据称,在美国最大的促销期黑色星期五,人们通过海外直接购买方式购入衣服、玩具,甚至电视。海外直购增加的原因在于海外企业的服务竞争力。代表性在线购物平台亚马逊简便的退款流程、无需安装ActiveX的支付系统堪称创新。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担忧制造业衰退会使其变成如欧洲那样的老国家。然而美国凭借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等实现了信息技术(IT)创新,并主导着当今的移动世界。

若只偏重监管,市场将枯萎

这样的企业创新,得益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企业公开发行(IPO)等高效资本市场体系的投资。实体经济正是借助高效的金融监管与制度得以成长,并引发创新。那么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是什么关系?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后制定了严格区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但自80年代起商业银行开展多种证券相关业务,1999年《格雷姆-里奇-布莱利法》(GLB法)实施后金融监管大幅放松。此后美国资本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直至2007年次贷危机后再次制定《多德-弗兰克法》,监管趋严。

可见美国金融史上,金融监管与创新之间始终存在拉锯。近来虽似在强化对金融公司的监管,但同时通过实施《JOBS法》放宽公开募集监管,鼓励金融创新。此外,若判断金融公司的业务对金融体系或消费者并无危险,还会通过不采取行动函(No-action letter)宣布不予监管。相反,韩国金融监管与创新的关系呈现另一番样貌。金融监管作用范围广泛,使金融公司整体经营大幅萎缩。若只偏重监管,不但无创新,还可能令市场消亡;而若只强调创新,也可能因泡沫引发金融危机。

韩国金融政策也需要为监管与创新的平衡做几点思考。

首先,监管机构应强调金融公司的风险管理,而非对金融公司的直接监管。

需并行风险管理与监管改革战略

即便强化监管,若公司的根本性风险管理不到位,仍可能招致金融危机反复的繁荣与萧条(boom and bust)恶性循环。尤其金融投资业不同于银行,是以承接与再分配风险为根基的业务,因此须牢记:若偏重风险监管而非风险管理,可能使业务本身萎缩。此外,应确立仅列举禁止行为的负面清单体系。Capital Markets Act实施后,大框架虽为负面清单体系,但下位规定中事实上仍残留着仅列举可为行为的正面清单体系遗产。近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通过撰文宣布:“英国将解除所有监管,请到英国来做生意。”从这一意义上看,我们欢迎韩国政府近来提出新设监管改革长官会议。作为在所有产业中受最密监管之网束缚、陷入枯萎状态的金融投资业界,期待政府通过监管改革为金融创新打开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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