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信用卡公司管理疏漏导致的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成为社会争议焦点。此类个人信息泄露的损害有时不会立即显现,但潜在损害却相当严重。因为此次泄露的个人信息可能使这些人成为金融诈骗的目标,存在多种潜在受害可能。
然而,考察因信息泄露而遭受诈骗损失者的损害赔偿救济程序,可以预见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依我国民事法,损害赔偿须以实际损害发生为前提,并因此仅对实际发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
受害者精神损害等难以举证
因此,对今后发生可能性较高的损害无法提出请求。从这一角度看,即使受害者集体提起诉讼,实际损害的举证也会存在困难。因此法院可能认定的范围是精神损害赔偿。其余损害须举证具体的实际损害发生,而这并不容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法院认定的抚慰金金额过低。尽管经济持续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法院对精神损害认定的赔偿金额仍未能充分反映这一经济现实。
另一个问题是取证方式。此前多是通过刑事告诉等方式引导侦查,再将侦查记录用作证据,但近来因个人隐私侵害问题,将刑事记录用于民事审判受到诸多限制。因此今后有必要积极研究私家侦探合法化之类的制度。当然,目前实施的韩国金融监督院国民检查请求制度也会有所帮助。即可通过文书送付嘱托、事实查询或信息公开请求,将金监院检查所获信息用于民事审判。但现行国民检查请求作为受害者救济制度仍需完善。不过,若引入政府代表诉讼制度和类同意议决制度等,并与现行国民检查请求制度融合,则会产生协同效应。
在美国,对于违反MRFTA及消费者保护法等情形,联邦贸易委员会(相当于韩国的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可对违规经营者提起政府代表诉讼。
应完善国民检查请求等救济手段
通过政府代表诉讼获得的损害赔偿金存入第三方托管账户,受害者按一定程序说明受害情况后即予支付。此外还有类同意议决制度。最近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接受调查的NAVER集团申请了同意议决,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予以批准,目前整改方案正在推进中。该制度是指企业提出业务整改及受害者救济方案后,由主管机关审查并进一步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若认定适当,则作出与整改方案同一旨趣的行政处分。若在这一类同意议决程序中能够充分讨论对受害者切实有效的救济措施,受害者救济的实效性便可提升。因此期待今后为金融消费者引入并运用这样的类同意议决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