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崔守炫(中)去年12月出席在首尔汝矣岛康莱德酒店举行的“与外资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座谈会”并致辞。崔院长表示,“将通过改善监管,营造有利于企业活动的经营环境”。/图片提供=韩国金融监督院
金融是受监管行业。正如1997年外汇危机所显示的,银行一旦崩塌,国家经济可能整体动摇,因此需要政府的管理监督。问题在于程度。官治之中也有为树立金融市场纪律的“好官治”和过度干预单个金融公司经营的“坏官治”。在韩国,过度的官治正在蚕食金融。新增监管无休止地增加,为监管而监管之风盛行。第二金融圈在健全性强化压力下濒于枯死,银行也因当局对手续费、利率等价格要素的直接间接干预而动弹不得。外资金融公司甚至指出,“在韩国,当局缺乏原则的监管政策是最大的风险因素”。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提高了金融领域的透明度,韩国金融委员会近来也提到放宽监管,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年间新设390余项…仅次于韩国国土交通部居第二=据监管改革委员会统计,统管金融政策的韩国金融委员会截至去年底,与2008年底相比在营业、报告、业务相关等方面新增了380项监管。韩国金融监督院也追加了11项。两家机构合计达391项,在所有部门中仅次于韩国国土交通部(468项),位居第二。
有分析认为,即便考虑到金融的特性,监管增长也过于迅猛。
实际上,负责公平竞争和大企业监管的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同期仅增加了106项监管。负责国内所有产业的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也仅增加了168项。
随着储蓄银行和Tongyang集团企业票据(CP)事件等的发生,金融领域的监管持续强化。由于两起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被认为是金融监督当局监管松懈,在健全性、关联公司间交易、企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监管力度日益加大。最近连放贷业的新增监管也在增多。
事实上,储蓄银行虽不开展国际业务,却仍受国际结算银行(BIS)标准自有资本比率监管,从7月起大型公司的经营改善劝告标准将从6%上调至7%。
计提准备金的要求不断强化,以至有人说健全性监管已提高到银行水平。信用合作社等互助金融圈的情况也类似。
在当局持续要求强化健全性之下,作为平民金融机构的特性被忽视。
对信用卡公司,政府一方面施压要求减少信用卡贷款和现金服务,一方面还要求降低手续费率和分期付款利率。
由于大企业结构调整过程并不顺利,除引入管理债务系列外,主债务系列也在大幅扩大。虽然本意是预防不良,但也有不少声音认为,随波逐流可能妨碍正常的企业活动。
金融政策一味走向监管,原因在于责任问题。韩国监查院以渎职追究事后责任,政策负责人便只选择强化监管的方向。因为强化监管不会出问题。
要求储蓄银行或互助金融公司计提巨额准备金,也是不顾相关金融公司眼下处境、只求免责的意图。尽管金融委员长申济润表明“将培育金融专业公司”的意向,并指出营业用净资本比率(NCR)监管存在问题,但从第二金融圈整体看,仍一味走向强化监管。
金融圈一位高层人士表示,“监管本应在事后分阶段进行,但现在到处都在追究责任问题,放宽监管连想都不敢想”。
◇应最大限度减少市场干预=当局最大的监管其实是市场干预。政府直接介入价格,破坏市场原理,损害金融公司的基本体力。当局以“改变不合理的部分”为逻辑,但金融公司和市场的看法不同。
专家表示,韩国金融若要在亚洲取得成功并应对百岁时代,就应在金融市场稳定这一大框架内,最大限度让金融公司施展身手。普遍看法是,也应避免给人以干预价格的印象。
虽说是政界压力所致,但将最高利率从年39%下调至34.9%也是过度市场干预的一例。表面上看似强化监管保护消费者,实际上信用等级较低的平民却因放贷公司拒贷而不得不转向民间高利贷。利率调整本应分阶段进行,却以过快的速度勒紧放贷公司。
要求下调贷款利率和各种手续费也是典型的市场干预。成本部分本应交由金融公司决定,却由当局出面调控。在低利率与当局市场干预叠加之下,四大金融控股公司去年当期净利润约为5.3万亿韩元,同比减少30%以上。
对金融公司的年薪监管也是如此。根据金融公司的条件和状况采取不同的薪酬体系才是正确的。但现在当局出面,一律要求按照金融公营企业水平,将首席执行官(CEO)年薪最多削减40%。CEO薪酬变动,员工薪酬也会受影响。这等于政府对没有一分政府持股的民营金融公司横加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