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天文数字般的资金以留学、进修费用的名义流向海外,但以同样名义流入韩国的资金却少得可怜。2004年至2013年的10年间,韩国的留学、进修收入仅为5亿2550万美元(5575亿5550万韩元)。考虑到同期韩国学生在海外支出的资金为404亿3000万美元(42万8900亿韩元),相当于流出海外资金中仅约1.3%被作为收入收回。在支出额与收入额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很难期待收支逆差得到缓解,这就是韩国教育服务产业的现状。从数字上看,为了哪怕略微缩小教育收支逆差,当务之急是把为留学、进修而出国的韩国学生的脚步引回国内。专家主张,要在国内消化这些需求,引进国外优秀教育机构必不可少。政府对此也无异议。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玄旿锡上月在“第四次投资活性化对策”联合发布会上表示:“在教育领域,为顺应日趋多样化、国际化的教育服务需求,吸收海外留学需求并支撑全球人才培养,计划支持引进优秀外国教育机构,并推进扩大国际学校等的运营自主权。”
问题在于,在未能解除“禁止营利法人”这一核心管制的情况下推进的“扩大引进优秀外国教育机构”,可能沦为空谈。某外国学校相关人士指出:“事实上,韩国政府说要为外国教育机构进入韩国创造更好的环境,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但从外国学校的立场看,韩国的环境变化并没有切身感受,而最重要的允许营利法人等问题甚至都没有得到像样的讨论。”
上月教育部表示,为扩大引进优秀外国教育机构,将对国内唯一可设立营利法人学校的济州国际自由城市内的济州国际学校,允许分配决算盈余,即所谓的“利润汇出”。同时虽未提出具体数值,但也表明将要求济州国际学校把净利润的一定比例留存为债务偿还准备金和学校发展准备金。
但允许营利法人和利润汇出终究只限于济州国际自由城市。即便如此,也必须等国土部计划于今年上半年提交的济州国际自由城市特别法修正案在国会通过才能实现,而能否通过尚属未知,因为预计将遭到野党反对。
政府此外还推出了允许国内学校法人与外国教育机构设立合资法人这一对外国教育机构的投资诱导政策,但细看之下同样不涉及营利法人。政府的构想是,为熟悉韩国国情的国内学校法人开辟参与外国教育机构运营的途径,从而方便外国教育机构进入韩国;但对希望设立营利法人的外国教育机构而言,即便假设特别法在国会通过,选择也只有济州岛一处。
使外国教育机构难以进入韩国的管制不止这些。从购地到学校设立批准,设立学校须经过的程序繁杂,其中还存在各种管制。首尔市教育厅相关人士表示:“现实是,外国教育机构即便想买地建校,也要面对多个环节的管制,非常吃力”,“外国资本在济州岛或松岛这样的特区可以例外地设立学校,但在其他地区设立不会容易。”
相关人士还透露,获得设立批准后,学校运营也难以摆脱管制。一位外国教育机构人士表示:“调整学籍行政或新开设一种形式的课程,有时也要与相关部门协商”,“负责人往返各部门,办公室常常空着,以致实务人员为重要事项审批连见负责人都很困难。”
也有人主张,要吸收韩国学生的海外留学、进修需求,不仅要解除对外国教育机构、也要解除束缚国内教育机构的管制。居住在首尔麻浦区上岩洞、有一名小学一年级子女的家长朴某诉苦说:“为了让孩子从一年级起就能在学校学英语,我不惜高昂学费选择了私立小学”,“但政府禁止在学校把英语作为正规课程教给小学一至二年级学生,结果高昂学费照付,英语教育费也照花。”他接着抱怨:“普通家庭送孩子低龄留学现实上并不容易”,“但这样下去,甚至会觉得干脆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教育更好。”
专家一致认为,要改善教育产业收支逆差,须在解除对外国学校禁止利润汇出等管制的同时给予激励。现代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李相汉表示:“如果允许在首都圈设立营利法人外国学校,会产生与韩国教育机构之间的逆向歧视问题,但在特区内即便保障外国学校的营利性也不会有问题”,“不过仅此还不够,只有引进韩国人真正青睐的哈佛、麻省理工、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等最顶尖大学,才能期待教育产业国际收支的逆转。”
他还补充说:“如果这些学校要进入亚洲,选择中国的可能性高于韩国”,“考虑到这样的现实条件,新加坡以破格的放宽管制和支持引进麻省理工等院校的案例也值得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