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13

[创新韩国] 第1部 创新才是生路 困于二元对立框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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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时任大国家党有力总统竞选人的朴槿惠总统在访问江原道时表示:“首都圈放宽管制问题不应以首都圈还是地方的二分法思维来对待”,“如果首都圈需要放宽管制,就应当放开。”

这是在强调摆脱“通过管制首都圈实现地方发展”的二分法框架,转向首都圈与地方各自发挥优势、自主发展的共同成长框架。此后七年多,朴槿惠政府成立,但“首都圈对地方”的对立格局并未发生大的改变。

朴槿惠政府经济团队掌门人、经济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玄旿锡去年提出为激活经济而“放宽选址管制”,受到媒体关注。不过他附加了一个前提:“将从(并非地区的)功能层面入手”。意思是,若按地区推进选址管制放宽,会立刻陷入“首都圈对非首都圈”的政治对立格局,政策推进动力可能下降,因此选择按功能放宽管制这一不同路径。

乍看似乎合理。但反过来看,他的发言恰恰充分显示出,要克服“首都圈对非首都圈”的二分法框架有多么困难。事实上,朴槿惠政府成立即将满一年,首都圈放宽管制却未取得明显成果。二分法框架拖累增长的例子不止于此。大企业—中小企业、雇主—劳动者、高收入者—平民等,妨碍健康讨论的二分法思维方式在我们社会中随处可见。

◇陷入极端框架的韩国=一旦被框架束缚,理性便无从通行。对对方的主张充耳不闻,只有自己阵营的声音才是正当的。在广场上回响的两个阵营的极端言论,只剩下不打倒对方就不行的“死则生”逻辑。

极端框架正支配着韩国社会,且程度日益加深。作为传统对立框架的“劳资”对立难以找到解法。劳动界不断放大对更好雇佣条件的呼声,却拒绝与雇佣主体的企业对话。而企业则一味以“优先扩大雇佣弹性”为由设置防线。劳动市场进一步多样化为合同工、临时工、打工、计时工等,却依然被困在“正规职对非正规职”的公式中。劳动界内部难以找到解法,也正是源于这种“结构性二分化的关系”。虽然去年在国会被废除,但围绕多套房持有者转让税加重征收的争议,也源自“富人对平民”的划分阵营式思维。多数专家认为,针对富人的转让税加重在房地产低迷期反而会萎缩买卖市场、压迫平民,但数年来仍被“富人减税=保守”“富人增税=进步”的公式所拖累。

若以中国或美国计,面积仅相当于一个省或一个州的韩国,在地理上也形成了首都圈—非首都圈的鲜明对立点。钓竿制造企业A公司正在考虑关闭中国青岛工厂、回流韩国的方案。但出现了苦恼:作为迁址地考虑的江华一般产业园区属于首都圈,即使迁厂也无法享受给予回流企业的各类税收优惠。也就是说,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之间的各类管制和支持差异,正成为回流企业迁厂的重要变量。在二分法管制体制下受害最大的是京畿道的落后地区。江华岛、东豆川市、骊州圈、涟川郡等为代表,这些地区生活环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却因属于首都圈而在开发上受到限制。京畿开发研究院的金恩京博士指出:“管制首都圈、支持非首都圈的二分法政策,既未实现非首都圈发展的政策目标,还阻碍了首都圈的发展”,“需要转变范式,放开首都圈管制,同时根据各地区特色支持非首都圈。”

◇对二分法框架的警告……十年间直接投资净流出1200亿美元=2004年以来,直接投资净流入额已连续9年为负。这意味着,相比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向海外投资的国内企业更多。即企业直接投资净流出较多,累计规模达1196亿美元。

来自海外的投资减少、对海外的投资增加,其原因固然复杂,但企业界分析认为,日益两极化、经商困难的社会结构性氛围也在起作用。某大企业相关人士表示:“把财阀或大企业界定为敌人的氛围、对首都圈—非首都圈的极端化处理方式等,企业正常经营越来越困难”,“这不正是离开的企业增多的原因吗?”这是对二分法框架不断强化的警告信息。既然多分法时代已经到来,若没有大妥协的智慧和承认差异的意识,韩国面临极限的可能性也在升高。

社会学家、首尔大学教授宋虎根表示:“‘你是哪一边’的二分法时代已经过去,多分法时代已经到来”,“财阀解体争议同样容易滑向理念斗争,明智的选择是要求财阀承担两种角色:在世界舞台上作为全球企业奔驰、构筑应对全球化‘防火墙’的‘提升竞争力’,以及参与保护工薪族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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