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研究经费虽多却集中于少数人 新锐科学家难有立足之地
基础领域短期内难见成效 须以长远眼光制定科技政策 研究人员待遇也需大幅改善
抛开核电安全性争论 构建风险管理体系更为重要
“爱因斯坦揭示相对论的时候还不到25岁。引导年轻人的想法得以生长非常重要。”
前科学技术处长官、国家元老会理事长郑根谟(见图)在位于首尔三成洞的韩国电力总部办公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新年专访时强调,要实现创造经济,就必须营造让年轻创意开花结果的研究环境。“我国研究经费很多,但倾向于把大笔资金交给少数人。抛出一个大项目,动辄给上100亿韩元。但把太大的资金交给一个人并不高效,因为还得有一个组织来运作它。而且这样一来,年轻的科技人员就无法施展抱负。因为在大项目里,年轻科学家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这样的结构不会带来任何发展。”
郑前长官继续谈到朴槿惠政府的创造经济。“最近在国家科学技术元老聚会上,未来创造科学部长官崔文基曾到场谈创造经济。主持人要我用一句话说明创造经济是什么。我回答说,通过科学技术创造新价值,不就是创造经济吗?科学技术与新价值是核心关键词。想一想,医学也要有科学技术才能发展。最近知识产权诉讼也很多,如今律师不懂科学技术也会失去竞争力。也有人指出政府的科技政策过于偏重信息通信技术(ICT),但从大处看,ICT同样是科学技术的一部分。”
不过他补充说,需要均衡的政策。“ICT要做,基础科学也要做。需要均衡的政策。现在有人指出政策过于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既需要能马上看到成效的政策,也需要5年后、10年后才出成果的政策。把比例调配好才是好政策。长期要投资基础研究,中短期则可以把力量集中在应用研究和工程等方面。基础研究最好由政府来推动。核电站等就是成功案例。当年不顾反对而设立的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其效果也是20年后才开始显现。30多年前对三星半导体提供半导体研发费用支持,其效果如今才显现出来,这也是需要长远眼光政策的一个例证。”
主导了韩国标准型反应堆诞生、对我国核电发展与出口贡献巨大的郑前长官,在被问及对近来核电安全性争论的看法时强调,考虑到完全消除风险并不可能,建立管理风险的体系才是关键。“我们活在世上,没有100%安全的东西。风险无处不在。有必要建立控制这种风险、应对危险的社会体系。坐汽车也有丧命的危险。汽车最安全的时候是停着的时候,可即便停着也有发生事故的风险。飞机也一样。停在机坪上最安全。飞行途中可能发生引擎故障等事故。有人说朝鲜会开炮,这不也是风险吗?说放射性危险,那医院里为什么要做MRI、CT呢?那可是暴露在大量辐射之下。要求安全是对的,但我认为应当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他介绍了风险管理体系比韩国更完善的其他国家的案例。“风险管理体系就是先认知并评估危险,在有风险时加以控制。事故发生后的克服过程也包含在内。我国对此只是在做学术层面的探讨。美国原本在这一领域也很薄弱。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才在总统直属下设立危险管理室,开始投入力量做风险管理。英国现在也做了很多风险管理,是从1957年温斯凯尔放射性泄漏事故之后开始加强的。中国也在努力做危险管理,相比之下我国差得还很远。”
他先后两次(第12届和第15届)出任科学技术处长官,记者问他对现政府科技政策方向的看法。“朴槿惠总统强调科学技术,要通过科学技术把国家引向21世纪型,我对此持肯定态度。事实上,以科学技术发展国家,是从首任李承晚总统至今一贯的政策。195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时,我国是创始成员国。当时尚非联合国会员国的韩国能够加入,说明领导人有通过科学技术发展国家的执念。朴正熙总统1968年宣布要建核电站,1978年使核电站真正投入商业运行。至少在科学技术重要这一点上,执政党与在野党都没有异议。”
曾主导设立KAIST、并担任过明知大学校长的郑前长官,对教育政策也毫不回避地提出批评与建议。“创造经济的核心是人才。人才培养要通过教育和训练才能实现。没有大脑就没有科技创新。需要新范式的教育体系,可现在看不到这一点,尽管创意本应由政府提出。法学院毕业的人不是只能成为法学学者,大多数会成为实务律师。医科大学也一样。会有人成为学术型博士,但绝大多数成为需要技术的从业者。MD、JD固然要有,但培养TD(技术博士)的教育更为迫切。”他还曾担任以培养核电站工程实务型人才为目标的国际核能研究生院大学设立推进委员长。
当被问到培养科技人才更具体的方案时,郑前长官直言不讳地继续说道。“TD教育以团队教学(Team Teaching)、团队学习(Team Learning)为基础。我们至今考试时看旁边人的答卷就要给零分。我要说这是错的。今后在融合复合的时代必须共同协作。学校应当教会这种方法。这是一个唯我独尊无法生存的时代。”他也强调现场经验的重要性。“产业界一直有一个抱怨,就是拿着大学学位证,在现场却派不上什么用场。应当像实习项目那样,提供积累现场经验的机会。美国的学生即便是财阀子弟,一到放假也都忙着去实习。”
他还谈到我国社会对科技人员待遇不佳的问题。“如果对科技人员的礼遇不好,创造经济就不会成功。作为科技人员一辈子学习和研究,待遇却不好,所以学生们宁愿去当大企业高管,而不愿做科技人员。关于如何培养科技人员、如何为他们做职业生涯管理、给予怎样的待遇,需要社会性的讨论。科技人员研究的好处最终由全体国民、进而由全世界的人享受。人才培养重在创意,不是只靠钱就能办到的。”
他还力陈,必须培养具备俯瞰全球的宽阔视野和用英语沟通能力的人才。“不了解全球市场,如今就无法生存。必须实际去海外看看,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同样是衬衫,韩国人和非洲人穿的设计也不一样。也就是说要做不同的设计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世界正在国际化,不能落后于此。过去在核电站工作的人用的是翻译成韩语的发电机手册等。有一代核能技术人员完全不会英语。到海外出口的核电建设现场看,人家用英语询问相关技术,我看到过去我们的工程师无法迅速应对。而那正是市场啊。”
■郑根谟前长官眼中的超一流国家论
应营造按劳取酬的诚实社会风气
培养正确人格的教育
可持续能源环境也很重要
前科学技术处长官郑根谟作为长期思考国家发展的元老,也就韩国的发展方案提出了远见。他首先表示,韩国已经具备了良好基础。
“我国目前升入大学的人占85%。国民是清醒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得到保障。朝鲜始终生活在恐惧之中,而韩国没有那种恐惧。可以说我们已经被赋予了极好的机会。”
而他首先强调的,正是“诚实”。“劳资矛盾似乎也是因为社会不透明、不诚实而产生的。用强权搞劳工运动,或者又用强压去控制它,都会让社会扭曲。朴槿惠政府说要按原则原理办事,但那并不容易,因为社会各处都存在不诚实的地方。让真正干活的人得到好处,也与诚实有关。某个项目出了成果时,仅因为是所长或管理者就比实务人员得到更多好处,那就是错的。我在当长官时因为想把好处给真正干活的人,也挨了不少骂。”
第二点,他提出要有培养人格、使人能作出正确判断的教育。
“父母自己考85分,却要求子女考100分,这是不合理的思维。让孩子上过多的补习班也难以理解。应当营造师生在信任中共同学习、学生能够尊敬老师的风气。教育的根本是品性开发。”
作为科技与能源领域的权威,他也把科技经济和可持续的能源组合列为超一流大韩民国的发展方案。郑前长官指出,“核能目前仍是最重要的能源选项”,“我非常赞成使用可再生能源,但可再生能源目前还太贵”。
此外,他还强调需要构建地区安保体制、通过福利政策为平民提供就业、为平民提供低息金融、培养世界级文化市民等。“我们政府要做的事是正确的。同时也应推进改变国民思维方式的工作。只不过在总统任期内不可能把这一切全部做完。”
最后,当被问到朴槿惠政府在余下任期应重点推进的课题时,郑前长官以他在美国求学并教书时结识的前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的故事作答。
“克雷蒂安总理担任过多到难以一一列举的多个部门的部长。他上任后最先做的事,就是要求下属提交一份该部门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他从中挑出自己任内要解决的3个问题,并指示副部长也这样做。然后在任期内务必把所选的问题解决掉。对于需要长期解决的课题,他让实务人员也参与进来,目的是让政策在任期结束后仍能持续推进。据说这样做之后,不仅问题真的得到了解决,也不必再看上面的眼色了。”
◇简历 △1939年生于首尔 △1959年首尔大学物理系 △1960年修完首尔大学行政大学院行政学硕士课程 △1963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理学博士(应用物理学) △1966~196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核工程系研究教授 △1967~1971年美国纽约工业大学电气物理系副教授 △1971~1975年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副院长 △1982~1986年韩国电力技术公司社长 △1977~1978年、1986~1987年、2009年~韩国电力公社顾问 △1988~1990年韩国科学财团理事长 △1990年、1994~1996年大韩民国科学技术处长官(第12届及第15届) △1992~1994年、1998年高等技术研究院首任、第二任院长 △2000~2004年湖西大学校长 △2004~2007年明知大学校长 △2004~2007年韩国科学技术翰林院院长 △2010年~韩国电力国际核能研究生院大学(KINGS)设立推进委员长、国际咨询委员长
摄影=金东浩记者
访谈=吴哲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