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02

[新年访谈] 郑求铉,KAIST经营大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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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萎缩导致投资与消费减少,房地产、股票价格下跌 就业减少等衰退恶性循环

以公共部门和大企业为中心推进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 提振企业家士气才能实现增长

诞生像Samsung Electronics这样的金融公司……只要官治延续,至少要20年

对问题的诊断明快,解法毫不含糊。冷静到近乎现实的建议中,透出一位精通实体经济的资深经营学者的历练。“韩国经济已进入反通胀(物价持续下跌)的初期。继去年之后,如果今年物价也连续两年低于目标,就是反通胀。下一阶段就是通货紧缩(低物价低增长),这才真的可怕。必须大幅放开房地产管制,防止资产通缩,提振企业家士气。如果今年也是低物价、增长勉强达到3%,企业将真的陷入困境。”郑求铉(见图)KAIST经营研究生院教授曾任代表性民间智库三星经济研究所所长六年,被视为企业经营战略与国际经营的大家。这正是他每句话都不容忽视的原因。“今后的增长来自创新。创新一言以蔽之就是风险承担(risk taking)。承担了风险,就该有足够的回报。但现在我们是可以期待一夜暴富的氛围吗?政府也好,利益集团也好,都只想回避风险。”郑教授在首尔钟路塔的办公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新年专访时表示“大韩民国的增长动力正在熄灭”,并以平静而沉重的语调,警告社会各领域的风险信号。

韩国经济进入“收缩型经济”

他今年对韩国经济最担心的问题是资产通缩。经济萎缩使设备投资和消费减少,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下跌,这又反过来导致设备投资缩减、工资削减,表现为经济衰退。即所谓“收缩型经济”。他说“韩国经济正在萎缩”。也就是说,低物价就是这么危险。

“日本是从反通胀陷入通货紧缩的案例,台湾则是反通胀→通货紧缩→回归反通胀的案例。”

台湾自2001年起三年进入通货紧缩后,通过扩大流动性战略摆脱了通缩,此后11年间将实际工资涨幅下调3%,维持了价格竞争力。

“物价低当然要降息。担心降息会使家庭负债进一步扩大而一直冻结利率,这真的不对。”

郑教授主张,除部分大企业外多数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在于工资。Samsung Electronics和现代汽车集团因海外销售额高而能撑住,但依赖内需的企业在结构上无法产生利润。“台湾的工资和价格都下降,企业维持了盈利性,而韩国价格在降、工资却降不下来。大企业强硬工会主导的工资上涨,其他企业只能勉为其难地跟随,却付不出那么多薪酬。我认为这是韩国经济最大的问题。”

去年30家大企业中有12家的营业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郑教授说:“明年会更严重。企业要存活,既然不能降薪,就会减少雇用。那么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商品就卖不动。企业只好进一步降价。这就是通货紧缩。”

密切关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重组

话题转向国外。对于美国退出策略对我国的影响,他说“不太担心”。“印度、印尼、土耳其会很艰难。经常项目逆差国有可能更困难。我们虽是萧条型顺差,但毕竟是顺差。而且还有1997年的学习效应……”

他关注的是中国。他把中国经济规模与美国接近的2017年视为分水岭。“今后10年,随着中国增长带来的世界秩序重组最为重要。美国的牵制会加强。日本已明确站到美国一边,而韩国既有朝鲜问题,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又高,处境模糊。必须好好确定担当什么角色、占据什么位置。”

在郑教授看来,韩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已达极限。如果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达成,还可能更高。他叹息道:“我们如何承受得住?”

“还记得日本1980年代自诩‘日本第一’,结果被美国用广场协议一击击倒吗?此后20年一直无力。中国可不那么好对付。美国说要搞排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来牵制,但不会如愿。”

“民营化是罪恶?”荒唐的局面

对话自然转向朴槿惠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民主化、扩大社会福利。作为选举战略非常好。但正因如此,氛围正朝着远离经济增长的方向走,管制也在增加。从企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情况大为恶化。”

他的声音渐渐提高。“创造经济源于民营企业的活跃,而我们社会一提‘民营化’就当成脏话。铁路不能民营化,不能设营利法人。社会正朝着与创新、效率化相反的方向走。民营化是罪恶?太荒唐了。公共机构的负债比国家还多。就该民营化。”

摆脱低增长的关键词是创新与效率化

韩国经济摆脱低增长局面的关键词是什么?他回答“创新与效率化”。“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必须尝试与现在不同的方式。当然有风险,也必须有足够的回报。恐怕在传统产业很难。”

他看到希望的地方是板桥科技谷。“那里聚集了NAVER集团、NEXON Games、NC软件等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企业。信息技术(IT)、互联网、游戏、娱乐这类领域我认为有可能性。年轻人能赚大钱,这就是创新。”

但从整个经济看,这些只是少数。公共部门和大企业确实难以期待创新。“公共部门没有回报,无法创新。我国的问题是这样的公共部门在扩大,这与创新方向相反。”

民营部门的大企业也难以承担挑战新事业的风险。“大企业集团正在过渡到第三代经营。第三代经营者最大的问题是传承。为解决传承,必须筹备继承税等资金。疏于本业、执着于传承,竞争力必然弱化。制度本身就是这样。”

像Samsung Electronics那样的金融公司眼下很难出现

问他何时能出现像Samsung Electronics这样的金融公司。得到的回答是“韩国的银行短期内没有希望”。

理由有三。“第一,国家风险不容忽视。金融必须有非常确实的国家背景。虽说我们已到发达国家门口,但货币、英语等国家特有的不利之处依然很多。”这是说存在先天局限。

“第二,官治正在缩小竞争。进入门槛太高。当然政府会说银行不能倒,所以必须监管稳健性。最后,经营层每三年更换一次的治理结构,很难以长远眼光走向海外。”

是否也有收购当地金融公司的办法?郑教授尖锐指出“连收购并经营本地企业的能力也不足”。他评价说,不只是银行,保险、信用卡、证券公司的能力都不足。唯一较为积极走向海外的也就只有未来资产集团。他以自1920年起尝试国际化的野村为例。野村收购了雷曼兄弟的亚太法人和欧洲法人,但最终全都失败。

“急于国际化反而更危险。Samsung Electronics也是1982年首次进入葡萄牙,花了30年。外汇危机已过15年,顺利的话到2030年前后能出现一两家吧?至少还要20年。”

应利用全球并购强化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并购(M&A)市场上出现了大量标的。韩国企业也在这个市场上淘到不少“货”。近期收购挪威婴童用品企业Stokke的NEXON Games控股公司NXC、收购高尔夫用品企业Titleist的未来资产集团等是代表性例子。

郑教授说“我国的并购成功案例似乎也在逐渐出现”。直到2000年代初,我国企业收购海外企业的经验并不多。“企业要国际化,当然必须具备并购技能。这不是一下就有的,必须持续投资优秀人才。最近我国小规模并购的成功案例很多。圣珠集团收购德国MCM、东远集团收购StarKist等都是好例子。”

他说现在仍值得关注优质并购标的。“2008年危机后出现了很多好品牌、技术型企业,机会很好。过去三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市场看来都不错,收购几家我们能力不足领域的企业会不错。”

家庭债务最脆弱……应考虑进一步降息

郑教授认为我国经济最脆弱之处是家庭债务。他说企业中虽有部分脆弱,但比重不大。问题是与小微自营业相连的家庭负债。他强调“如果像现在这样的低迷持续下去,小微自营业者和信用不良者好转的可能性不大”,“无论如何都要救活经济、提高可支配收入、增加岗位”。

重要的是处方。“应考虑进一步降息。如果那很难,为了终止资产通缩,就要解决仍被旧范式束缚的房地产问题。”他更想说的话出现在最后。“必须提振企业经营者的士气。最近见到的企业家都畏缩不前,只想着逃走。我们的政府和政界似乎误以为我们是封闭经济。让集中派单等十余项法案通过看看,韩国企业也会离开。当然嘴上不会说,行动上会那么做。”

■ 郑教授的统一准备论

朝鲜剧变并非遥远之事 加强与美中协调,做好财源与人力补充准备 李妍善记者

如果一位毕生研究韩国企业经营的学者主张必须为统一做准备,也许会让人费解。但听完KAIST经营研究生院教授郑求铉的说明,就会切实感到朝鲜风险已不再是遥远未来的事。

郑教授在其著作《我们正走向何处》中,将中国、老龄化、朝鲜列为韩国经济未来15年将面临的三大风险。书中指出“朝鲜的现实清楚地表明,韩国的成就只是一半的成功”。意思是,现在该把它当作“我们”而不是“别人”的问题来思考了。

郑教授在采访中说“听到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被处决的消息,我想‘啊,开始了’”,“我认为朝鲜体制已接近根本性变化”。

对于朝鲜出现剧变事态时的应对方法,他的说明相当具体。在美国、中国等支持基础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多国部队进入朝鲜。因为必须最先掌控行政、军队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随后稳定朝鲜居民生活,再建立南北经济共同体,使朝鲜居民生活水平达到韩国的一定水准。

眼下应先准备什么?按他的说明,与美国、中国良好协调最为重要,但同样需要培养内部能力。如果难以为统一预先筹措财源,可以选择在经济运营上保留余裕(slack)的方式。

内部能力大致分为税负和人力。他说“现在不要加税,要保留可以提高税收的空间”,“要预先做好准备,使统一那一刻起所有税收都能提高10%,或者把增值税税率从10%上调2个百分点至12%”。

和资金一样也需要人的准备。他预测说“医生、教师、行政人员、警察、军人必须先扩大编制。如果突然统一,人力将严重不足”,“现在担心的供给过剩问题会大大缓解”。

◇简历 △1947年生于首尔 △1969年首尔大学经营学系 △1973年密歇根大学经营学博士 △1978~2003年延世大学经营学院教授 △1992年延世大学东西问题研究院院长 △2003~2008年三星经济研究所所长 △2004年韩国经营学会会长 △2008年韩国经营教育认证院院长 △2011年京畿道先进化委员会委员长 △2012年第四届自由企业院理事长 △2013年京畿开发研究院理事长 △现KAIST经营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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