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年,政府为振兴经济做出了多方努力。发布了民生稳定、创造就业、中小企业与地方经济活化、房地产扶持政策、金融产业改革方案等,并搭建创造经济框架,可谓费尽心力的一年。但许多对策未能大幅摆脱过去的经济范式,因而不够充分,政策制定者的信念也显不足。特别是本应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受到发达经济体重视的信用政策(credit policy)几近缺失,令人遗憾。
在发达经济体,信用政策的重要性不亚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幅度,取决于收入与信用的增长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总需求。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时,收入增长在增长中占比更大,但进入发达经济体后,信用经济(credit based economy)将发挥更核心的作用。信用可分为由金融机构之间贷款与信用构成的金融信用(financial credit),以及提供给家庭、企业、政府等实际需求方的非金融信用(nonfinancial credit)。金融信用在金融危机时承担供给流动性的重要作用,但并不直接用于创造实体经济即GDP。相反,非金融信用会带来总需求增加,是用于GDP增长的信用。在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时期,确保金融信用很重要,但在当前这样的景气萎缩期,有关金融信用流动性与供给的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比货币政策更为重要。
现行全球金融体制的属性决定了,一旦信用供给出现,就难以停留在适当水平,而会走向超出自身能力的过度杠杆化状态,信用危机因此必然持续发生。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欧元区(使用欧元的17个国家)事件等,世界各国虽规模不同,但都经历信用供给过热、信用危机、经济萎缩等周期。如此,金融危机源于信用危机,而信用危机在现行金融体系下无法避免。问题在于危机发生时如何管理信用需求与危机。
美国也因未能实施有效的信用政策,尽管采用了天文数字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但相较投放市场的货币量效果并不显著,经济复苏势头相较量化宽松规模出现得相当滞后。正如金融体系最发达的美国也未能推出适当的信用政策,若对实体金融没有深刻理解,就难以带着信念在恰当时机推出恰当的信用政策。
信用更多由供给条件而非需求决定。信用紧缩主要是两种现象的结果。一是金融机构既有贷款不良化时回避新的信用供给;二是金融当局信用监管政策的结果。韩国的情况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金融机构收缩,出现信用紧缩。当时金融当局并未释放流动性,而是因担忧家庭负债增长率,于2011年第一次、2012年第二次对金融机构实施信用与贷款监管,反而加剧信用紧缩,使经济彻底冻结。
制定信用政策时切忌随波逐流,需要有节制的洞察力。当所有金融机构都收缩时,金融当局若因担忧负债增长率而管制金融机构的新增信用,只会让经济更加冰冷;而当金融机构基于乐观前景竞相供给信用时,必须了解金融体系必然走向过度的属性,推行有节制、有信念、能够踩下刹车的政策。韩国也应摆脱"增长—创造就业—消费增加—增长"这一过去的简单增长模式,推行契合信用经济的政策,并与货币、财政政策并行,努力走出低增长的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