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12

[您怎么看]大企业内部留存收益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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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寅荣 民主党议员 金贤钟 韩国经济研究院企业政策研究室长 随着大企业在公司内部积累的现金资产等留存收益急剧增加,以在野阵营为中心正在推动修法,对超出适当水平的留存金征收法人税。企业留存率越高,通常被评价为财务结构越稳健,但也难免被指责对投资过于消极。在野党主张,为促进投资和确保税收,对留存金课税具有正当性;而财界和执政阵营则提高反对声音,认为这不仅会抑制经营活动,还可能因提高法人税而产生反而缩减投资的副作用。现刊载双方观点。

● 赞成 李寅荣 民主党议员 扩大投资与就业是企业的本职 放弃社会责任理应受到"惩罚"

近期有调查结果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韩国十大集团的内部留存金高达477万亿韩元。国民怨声很大,但反对对内部留存金课税的声音也不小。这些批评包括:对内部留存金课税属于重复征税,违反一般课税原则;内部留存金中相当部分已经用于投资,因此课税也不会增加投资;内部留存金减少会恶化企业财务结构等。我并不否认这些反对逻辑各有其道理。但我们有必要认真考察,当前企业庞大的内部留存金成为问题的社会经济背景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当前内部留存金课税法案的妥当性以及针对它的反对逻辑作出恰当评价。核心问题正是:企业何以能够积累如此庞大的内部留存金?内部留存金是企业在一定期间取得的利润中扣除税金和分红后剩余的金额。据此,反对者主张,若对内部留存金课税,分红尤其是对外国股东的分红将增加,从而导致国富外流。然而,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集团得以持有巨额内部留存金,其背景还包括岗位的大规模非正规化、对承包中小企业及自营代理商的压价、放弃产业安全与劳动者保护责任、通过串通形成垄断价格等。其结果是,例如根据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国民收入中家庭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69%降至2012年的62%,而法人所占份额则从17%升至23%。

总之,十大集团积累的477万亿韩元,并不只是节省对股东分红的结果,也是对劳动者和合作企业、乃至全体国民的责任与义务懈怠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这477万亿韩元中蕴含着当前韩国经济的种种矛盾。反对论者普遍把内部留存金视为企业"私房钱"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

归根结底,对内部留存金课税可以看作是对企业未尽社会责任的一种"惩罚"。因此,动辄称之为"重复征税"并不妥当;而"国富外流"的主张,若企业将内部留存金用于与中小合作企业维持更民主的关系、平等对待所有劳动者,也将失去意义。当然,考虑到我国企业的分红倾向低于其他国家,一定程度的分红增加是可以接受的,这还可能直接带来家庭收入增长,因此也有积极的一面。至于为避税而使内部留存金减少将妨碍企业投资的主张,同样依据薄弱。相反,我们有必要反思:大企业过度依赖内部留存,是否正是阻碍我国金融与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原因?在不确定性中通过创新创造利润、扩大投资和就业,是企业的本职。囤积巨额内部留存金却既不用于投资和就业,也不以工资和分红分配给国民的企业,究竟还能否称为社会公器?对内部留存金课税,归根结底是恢复企业社会性的手段。当然,对内部留存金课税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能稍稍减少企业放弃社会责任的诱因。只有在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废除非正规雇佣、构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正义公平的关系,总之在为经济民主化作出更积极努力的同时推进,它才能达到既定目的。

● 反对 金贤钟 韩国经济研究院企业政策研究室长 为应对不确定的未来而持有现金资产 为增加税收而抽走投资财源

部分政界人士以扩大投资、创造就业为目的,正在推动对企业留存金课税的法人税制改革。然而,这种尝试源于对企业留存金的错误认识,也源于遗忘了过去适当留存超额课税为何被废止的历史事实。令人担忧的是,他们没有准确把握企业持有留存金的原因,只停留在单纯增加税收的短视想法上。主张引入课税者认为企业不投资而以内部留存金形式持有资金,但投资与留存金并非互相排斥的关系。留存金是指扣除税金和分红后留在企业内部的盈余,但部分人倾向于错误地将其解读为与投资或再生产无关、只是囤积起来的负面概念。然而该盈余中包含建筑、土地、设备投资等投资款,因此投资增加,留存率也可能上升。也就是说,如果企业每年持续开展投资活动并创造收益,该企业的内部留存金必然增加。实际上,韩国企业的留存率与设备投资规模一直同步增长。此外,伴随留存率上升,投资增长率也在提高,特别是留存率越高的企业,相对于销售额的投资水平越高。

在我国,企业曾通过内部留存回避分红,导致分红所得无法课税,为纠正这一问题,1991年曾引入适当留存超额课税。也就是说,当时该课税是为促进分红而引入的,并非为促进投资的目的税。而这种适当留存超额课税人为诱导企业分红,引发了重复征税问题。此外,由于适当留存金标准被一律设定,产生了大量税负不公平问题,对其课税目标即促进分红也缺乏实效。结果,为确保财务健全性和改善税制环境,该制度于2001年被废止。因此,目前正在讨论引入的留存金课税制度沿袭了过去的标准和问题,不能不令人担忧。

另一方面,常有人以美国也存在内部留存金课税制度为引入课税的依据。但美国的留存盈余税(AET)同样是以诱导非上市公司分红为目的的税制,并非为促进投资。特别是美国要求根据合理必要性来判断应税留存金标准,把课税对象限定在有限范围内,且最终判断由法院而非韩国国税厅作出。也就是说,其运作非常灵活,与我国目前讨论引入的课税制度一律适用标准存在很大差异。

企业增加现金性资产的原因在于,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状况,提高内部财源比重以替代从外部资本市场筹资。也就是说,是出于对不确定性高的未来资本成本、金融成本的担忧,提高对确定性相对较高的内部资本的筹资依赖度。这一现象并非仅限于韩国,而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出现的趋势。因此,人为限制我国企业为应对今后结构调整而增加现金性资产的政策,只能是无视企业经营现实的政策。把投资财源当作税收拿走的税收政策,怎么可能促进投资?如果政界促进企业投资的想法是真诚的,那么更恰当的方向是推行降低不确定性的经济政策,并同时推进投资抵扣制度之类的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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