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期待、一半担忧” 对于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等劳动条件不存在差别的优质选时工作岗位活跃化政策,反应可以这样概括。 去年10月以选时制入职CJ的严智美(41岁)员工的自白,很好地代表了各界对选时制的期待。严某表示:“因为工作在孩子们从学校回来的时间结束,工作和家庭都能兼顾,很满意”,“重新开始工作10年来第一次,也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热情”。实际上,据就业门户Saramin的问卷调查,10名受访者中有7名(68.9%)回答对选时制持肯定态度。
虽然对选时工作岗位的关注正在增加,但在长时间劳动被视为理所当然、计时工作被认为只是打零工的韩国就业市场风气下,怀疑优质计时岗位是否可能的视角也不少。民主劳总、韩国劳总等两大劳工团体批评称“选时工作岗位只是赚零花钱的零工”,在已确定计时岗位招聘配额的公共部门,甚至出现“计时制公务员是本不该出生的婚外子”这样的反应。经营界虽认同选时制的必要性,但也带着忧虑的目光指出:“由于劳动市场僵化等原因,目前缺乏积极接纳计时制的余力,只会增加人力成本负担。”
◇是量还是质=有观点指出,选时工作岗位活跃化政策之所以期待与忧虑交织,根源在于计时制政策本质上的两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岗位的量还是质”的争论。因为若执着于增加计时岗位的数量,质量必然下降;若质量要求过高,企业负担加重,数量便无法增加。
高丽大学法学院教授朴志淳指出:“只有在岗位的量与质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选时制活跃化政策才能成功。”
有观点指出,首先不应过于执着于政府设定的93万个这一数字,而应全力保障岗位的基本质量。政府计划从明年起明确规定每年新招人员中的一定比例须以计时制录用,到2017年为止在公共部门共创造1.65万个计时岗位。对此,经济社会发展劳资政委员会委员长金大焕在上月举行的韩国劳动研究院早餐会特别讲座上指出:“政府一提出计时制招聘数字,大企业也匆忙增加计时岗位,如此急促推进政策,必然产生岗位质量下降等问题。”夯实保障计时岗位质量的制度基础也十分紧迫。朴教授强调:“对计时制劳动者的保护规定设计得并不细密,即便有也在现场无法正常运作,这就是现实”,“需要尽快完善计时制相关法律,并考虑哪怕是临时性地加重对违反四大保险加入义务的事业单位的处罚,以提高法律执行力。”
保障计时制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条件固然重要,但应避免一开始就过度提高岗位质量、加重企业负担。企业尤其感到有压力的部分是,以无固定期限的无期合同形式录用计时制人员,并广泛保障计时制劳动者转为全日制。韩国经济研究院宏观政策研究室长边阳圭表示:“企业对计时制劳动者的人力运用经验尚少,劳动者也仍将计时制视为‘容易辞掉的岗位’,在这种情况下若强求选时制必须没有期限的‘理想’,人力运用必然出现障碍”,“与其立刻施压要求按无期合同录用,不如引导企业逐步扩大计时制劳动者的雇佣稳定性更为可取。”
关于计时制与全日制之间的转换问题,他强调:“与其强求无条件接受转换要求,不如寻找适当的折中点,例如在公司创造全日制岗位时,赋予其优先告知计时制劳动者的义务。”
◇是女性就业还是青年就业=政府强调,选时制的主要对象是因育儿、家务等原因难以从事全日制工作的女性。在职业中断女性接近200万人、女性就业状况恶劣的情况下,这样的目标设定是妥当的,但由此可能抑制青年就业也是事实。由于青年失业状况与女性就业同样严峻,认为需要补充措施以避免选时制扩大对青年就业造成不良影响的观点因此颇具说服力。
公务员工会政策室长尹善文主张:“政府计划在公共部门明确计时制招聘比例以推动计时制,但对于人力成本按总额封顶的公务员而言,计时制招聘增加,青年新录用自然减少”,“应从零点重新审视强行摊派计时制招聘配额的政策。”
高丽大学经营学教授金东元表示:“除了加快化解岗位错配等青年就业活跃化政策外,也有必要考虑把公共机构3%的青年就业义务扩大到大企业的特别措施。”
◇是招聘型还是转换型=据韩国雇佣劳动部介绍,选时制有两种类型。一是以计时制新录用的招聘型,二是现有全日制劳动者转为计时制的转换型。招聘型有利于吸引处于劳动市场之外的女性、中壮年劳动者,转换型的优点是可缩短全日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改善长时间劳动惯例。雇佣劳动部计划优先以招聘型为主推进选时制活跃化政策,并逐步扩大转换型,但也有观点指出无需区分二者,应一并推进。韩国劳动研究院劳资·社会政策研究本部长裴圭植强调:“对新录用的计时制劳动者来说,如果同一职场内有从全日制转为计时制的上司,是不是就少些顾虑、看不见的歧视也会减少呢”,“全日制劳动者转为计时制时劳动条件是平移的,因此也有利于创造优质的计时岗位。”
他主张:“在民间立即扩大计时制转换对企业负担很大,因此应从公共部门开始,针对希望缩短工作时间的全日制劳动者积极‘试验’转换型计时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