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25 | 조홍식서울대법대교수

[时论] 环境损害责任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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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污染受害救济法》的争论正趋于激烈。近来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等经济团体直接前往国会,就该法案表达忧虑。其要旨是:该环境救济法案属于束缚经济活动的过度监管,既无视经济现实,相对于监管成本其实际收益也令人怀疑。过度监管的核心,是对企业施加过重的责任。

责任,是社会对私人行为加以谴责的可能性。因此,责任的有无与程度,必然要依社会脉络来评价。

企业承担责任是增进社会福利之举

让我们暂时回到成为该法案诞生契机的去年9月。当时以龟尾氢氟酸泄漏事故为开端,大企业工厂接连发生的事故,让人切身体会到生产过程中使用化学物质会带来多大风险。请想一想受害者所经历的恐惧与创伤。如果企业的经济活动给他人或社会造成损害,即便其立足于财产权或一般行为自由,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即使企业造就了众多受益者,若放任其对由此产生的受害者置之不理,这也违背社会正义。

但责任必须由法律来确定。经过漫长政治过程制定的法律,是政治社会所合意的价值判断基准,也是市场参与者调整而成的游戏规则。《环境政策基本法》自1990年制定以来,一直是环境法与政策的基础。该法规定:“因事业活动造成环境污染、损毁原因者,负有防止该污染、损毁并恢复、复原被污染、损毁环境的责任,且应负担因环境污染、损毁造成损害的救济费用,此种情形下的责任为无过失责任。”韩国大法院即以该规定为依据判决:“因事业场所等发生的环境污染而产生损害时,即使该事业者无归责事由,也应赔偿损害。”进而,韩国大法院考虑到受害者难以证明科学因果关系的环境污染事故特性,判决认为:就公害所致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而言,“只需证明若无该行为则不会发生结果这一程度的盖然性,即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性”即为充分。财界质疑的该环境救济法案,正是为反映韩国大法院的此类判决而制定的。

应聚焦于施行时点等的调整

责任还应从“功能”角度审视。市场经济要正常运作,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就必须如实体现其价值。若企业不对其生产活动引发的各种损害负责,换言之,若不将企业活动引发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则该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将失灵,最终该市场经济将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因此,理顺企业的环境责任,也是在增进社会福利。正确落实环境责任不仅是应然问题,也是生计问题。

法律的历史就是责任的历史。据古代法研究,私人复仇的惯例消失、责任法取而代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一比一报应”的观念起了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责任法的历史有力地说明:社会要稳定维系并发展,就必须对损害作出正当补偿。环境损害不能成为例外。财界的问题提出,唯有以上述讨论为前提,才能成为正当的。期待财界的要求以这一常识为前提,聚焦于基于合理性的细则微调与时点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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