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令人畏惧,有时甚至让人产生敬畏之感。
“李宪宰、郑健容、金石东……。”
如今的年轻金融官员一天里大概会数次想起自己的前辈。而且随即会想:“现在的官员真不行!”前辈们仅挂着理财科长(如今的金融政策科长),最多是理财局长的头衔便能号令市场,而如今市场看他们的眼神不但没有畏惧,反而满是扭曲,难免让人生气。
说实话,单看学历并不输给前辈。从难考的外国语高中毕业、出自首尔大学法学系或经济学系的高材生云集,这一点与过去并无不同。可市场偏偏不打算给予“天才待遇”,心里自然不痛快。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最大的原因是市场发达,当局可介入的空间缩小了。与官员一句话就能决定公司命运的年代相比,如今的环境确实变了。企业能自行筹措资金,就没有理由只看官方的眼色。国会的权力大增,也减少了依附官员的必要。畏惧“官治”的空间缩小了。
但仅以这些理由来解释还不够。即便现在,旧财务官僚(Mofia)一旦联手,让一家金融公司凭空解体也不算什么难事。
那么就有必要从别处寻找原因。近来与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CEO)交谈,一半内容是对官员的批评。批评对象不是高级官员,而是科长、书记官和事务官。有人会疑惑,对这些年龄不过四十五岁上下的人有什么不满,但听下来不禁令人叹气。
归纳起来其实很简单。“年轻官员读书或许很好,但就像温室里的花草。只要觉得有一点风险就不肯做事。过去即便如此,只要认为符合理念就有推进的力量……。脑子里只装着‘稳健性’。‘新的饭碗’之说只是修辞而已。”(某第二金融圈机构代表)
究竟是例行的抱怨,还是现实如此,我们查证了一番。得出的结论是,八成以上都说对了。不仅银行和保险,从信用卡、储蓄银行到贷款业,如今金融公司一片哀号。赚钱的门路没有,官员却只管抛出监管。赚不到钱导致稳健性下降,而官员的要求是卖掉资产来填补。以至于有人说“这种政策我也能做”(另一位第二金融圈机构代表)。
成为问题的企业结构调整也是如此。Tongyang事件,若是前辈官员绝不会这样处理。Tongyang问题爆发已经一年多。去年底前金融委员长金石东谈论公司债对策时,就已察觉到事态。可官员们只会“哎哎~”地叫。并非没有能力制定对策。“为什么要由我来沾上血(结构调整的艰难过程)”才是真心话。随后把全部责任推给了韩国金融监督院。若在初期坚定推进,不仅Tongyang,STX或熊津集团的问题也不会出现。金俊起东部会长也没有理由交出自己视为毕生梦想的半导体业务。正因官员未能妥善应对初期局面,只有企业家在流血。
官员们动辄提起“边阳浩综合症”,意思是没必要做事而给自己的前途埋下绊脚石。但这说法也过于美化了。
他们从根本上就在两根绳索(稳健性、新的饭碗)中抛弃了其中一根(饭碗)来做事。这是典型的业余者走钢丝,而且是铺好柔软床垫之后的走钢丝。
政策不该这样搞。年轻官员有必要记住“如今很难在后辈身上看到对国家的公心”(经济部门一级官员)这句话。若只想保全自身,那么现在就辞去官职、去薪酬高的民营公司,对国家、对个人都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