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戏产业成长中拿走最多果实的,是NEXON Games和NCSOFT、Neowiz等大型游戏企业的代表们。不要躲在背后只让无辜的实务人员站到前面,请亲自出来讨论。”(新世界党议员申宜真)
“表面上高喊扶育,实际上却拔出监管之刀,这是‘老古董式思维’。应按照朴槿惠政府的承诺,把游戏产业培育为韩国的‘五大杀手级内容’。”(民主党议员田炳宪)
围绕政府接连出台的游戏产业监管措施的争议,正从游戏业界扩散至政界。但将游戏沉迷视为社会问题的政府与主张应将游戏培育为高附加值产业的业界意见相左,迟迟找不到头绪。专家们一致认为,现在政府与业界也应共同商议,把游戏的副作用降到最低,为消耗性的争论划上句号。
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缺乏一贯性的游戏政策。此前女性家族部推出了阻断青少年深夜时段游戏接入的“熄灯制”,文化体育观光部则引入了家长可在特定时段限制子女游戏接入的游戏时间选择制。于是出现了同一制度由两个部门分别管理的怪异局面。
此外,若近期在国会提出的所谓“游戏成瘾法案”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将成为主管部门,新设的国家成瘾管理委员会则隶属国务总理室运营。文化部下属的韩国内容振兴院本就专门负责游戏产业扶育,从而陷入与上级机关文化部推行截然相反政策的矛盾。这正是有人指出,若游戏产业监管照此全面启动,只会沦为受部门本位主义左右的“补丁政策”的原因。民主党议员尹官石表示:“1997年校园暴力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时,政府修订了‘青少年保护法’,展开全方位监管”,“当时称要通过管制暴力漫画根除校园暴力,但结果漫画产业被逼到枯萎的边缘,校园暴力依然存在”。
游戏成瘾是否得到科学证明的争议也是待解的课题。对于游戏伴随一定程度的过度沉迷问题,游戏业界也表示认同。但政府只是抛出游戏、酒、赌博、毒品等所谓四大恶成瘾患者达330万人的数字,有关游戏成瘾的研究实际上几乎空白。海外此前也持续开展了对游戏过度沉迷与暴力性的研究,但证明二者相关性的客观资料仍在积累中。韩国艺术综合学校教授李东连表示:“政府主张游戏必然引发成瘾,但成瘾的根源是互联网还是游戏尚且模糊”,“法案本身逻辑漏洞很多,还应充分考虑其他社会因素”。也就是说,在监管游戏之前,应通过听证会等进行充分讨论。
海外围绕游戏产业监管的争议也很激烈。但对游戏事业本身进行监管的只有韩国。中国曾于2007年引入与韩国熄灯制类似的制度,因实效性引发争议而废止,去年以来则转向全方位扶育游戏产业。在青少年枪击事故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美国,游戏也被指为主要原因,但比起直接监管游戏产业,社会教育与宣传活动更为优先。
天主教大学医科大学教授李海国指出:“游戏因提供过度刺激与奖励而可能引发成瘾问题,这一点与赌博、毒品、酒相同,但以现在这种方式无法解决问题”,“与其监管游戏产业本身,更应集中于对成瘾者进行系统管理、把危害带来的弊端降到最低的努力”。
围绕游戏产业监管争议的扩散,游戏业界的责任也不小。此前国内游戏企业只顾扩大销售额和争取用户,忽视了包括预防游戏过度沉迷在内的作为社会企业的角色。虽然每年取得逼近30%的营业利润率、保持陡峭增长,但社会贡献活动占销售额的比重却不足1%,就是典型例子。2008年虽为营造健康游戏文化和防止青少年游戏过度沉迷设立了游戏文化财团,但近期国政监查中曝出全部基金107亿韩元中仅有21亿韩元用于青少年咨询治疗中心,一度引发争议。
专家建议,作为下一代内容领域代表选手的游戏若要确保全球竞争力,政府与业界须寻找更深入的解决方案。考虑到游戏产业本身历史仅15年,且韩国是网络游戏的宗主国,也难以参考其他国家的案例。也就是说,要使游戏产业成为创造经济的先锋,必须细致审视游戏的产业属性与副作用。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赫尔辛基贸易馆的吴仁济表示:“崛起为移动游戏强国的芬兰,在游戏产业整体上实现了企业、研究机构与教育当局之间系统化的角色分工与沟通”,“若只关注游戏的负面功能,它就只是监管对象;但换个视角接近,它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KAIST技术经营研究生院教授文松川表示:“游戏产业在广义上也属于软件的一个领域,应关注其对相关产业的波及力相当大这一点”,“应尽早设立国家主导的国立软件研究所等,现在也要着手开展多方面研究并系统性地确保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