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07 | 이종배

行政管制过度 被打上罪犯标签的企业人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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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在首尔小公洞乐天酒店由韩国经济研究院主办的“企业活动过度犯罪化”国际研讨会上,德国汉堡大学教授汉斯·贝恩特·舍费尔正在聆听成均馆大学教授金日中(左)的主题演讲。/照片提供=韩国经济研究院

在针对背信、挪用等企业人士犯罪行为的制裁力度不断加大之际,有观点指出:“过度的行政规制正在大量制造被打上罪犯烙印的企业。”

7日,在韩国经济研究院主办、于首尔小公洞乐天酒店举行的“企业活动过度犯罪化”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表示担忧:“对企业行为的经济犯罪处罚仅依赖刑罚手段,正在走向过度犯罪化。”

简而言之,对企业和企业人士滥用行政规制的情况已相当严重,这甚至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实际上,分析2005~2009年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一般刑事犯的起诉率维持在30%区间,而主要以企业和企业人士为对象的行政规制违反者起诉率高出近一倍,达到60%以上。

当天的研讨会有韩国国内及世界各国知名法经济学者大批参加。韩国经济研究院表示,美国等多个国家因规制犯罪导致过度犯罪化、社会成本上升,为寻求化解之道而策划了本次会议。

前欧洲法经济学会会长、德国汉堡大学教授、法经济学世界级权威汉斯·贝恩特·舍费尔以《随着国富增加,刑法领域是否应当缩小》为题作主旨演讲,指出企业行为的过度犯罪化问题是全球性现象,并阐述了伴随经济发展的犯罪化趋势与刑法适用的局限。舍费尔教授称:“对无法明确指出受害人的犯罪行为适用与其他犯罪相同的标准并不正确”,强调经济行为是最需要非犯罪化的领域。为此,他建议以罚金制度而非有期徒刑作为有效抑制不良企业行为的手段。

成均馆大学教授金日中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在韩国,行政规制过度适用大量制造规制犯罪者的过度犯罪化现象正走向令人担忧的境地。”他还表示:“由于规制犯罪过度刑罚化,国民的五分之一、成年人的四分之一以上被推入有前科者之列,出现了过度犯罪化现象”,“为遏制犯罪和阻止违法行为这一固有目的而引入的行政规制,却忽视非刑罚性制裁手段、仅依赖刑罚手段,滥用行政规制的可能性很大。”他还提出研究结果:一般犯罪者的起诉率为31%,而规制犯罪者则高达两倍。金教授称:“过度犯罪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规制的泛滥和政府机构的权力结构”,并指出MRFTA在大量制造行政规制犯罪者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随后作主题演讲的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努诺·加鲁帕提出了法经济学的刑罚化理论:“在多种制裁方式中,应以刑法处理的,必须是被处罚的活动造成(公共)有害影响,且刑法相比其他方式是更有效的抑制方式。”因此他主张,若不符合上述两项刑罚标准,就应采取民法性制裁方式而非刑罚。他还强调,若对经济活动使用刑罚作为制裁方式,只应在刑罚性制裁所产生的成本低于社会从该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利益时才适用。

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法学院教授费尔南多·戈麦斯表示,西班牙也在发生过度犯罪化。戈麦斯教授指出:“考虑到决定刑罚时伴随的社会成本,非犯罪化显然会增加社会福利。”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法学系教授亨里克·兰多强调:“过度犯罪化的主要原因出现在反垄断法和内幕交易等金融市场领域”,“要使对经济犯罪行为的制裁效果最大化,需要的不是重刑,而是更重视法律适用的一致性。”他还建议:“为减少过度犯罪化的可能性,有必要改善执法机关的质量层面。”

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乔安娜·谢泊德·贝利关注到,过度犯罪化使企业承担的成本不断加大。她强调:“在美国,企业活动的过度犯罪化现象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政府通过犯罪化把成本转嫁给企业或受害当事人,这一问题不可谓不严重。”她还指出,作为其中一环被讨论的守法成本,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过度犯罪化问题。

韩国经济研究院一位相关人士坦言:“政府承诺放松管制,但恰恰相反,每年管制持续增加,最近劳动、环境管制大幅增多”,“管制越多,公务员的任意判断也越多,这就是现实。”

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崔炳一表示:“企业行为的过度犯罪化是全球性趋势”,“但将企业活动犯罪化正对经济增长等产生负面影响,似有必要就此形成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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