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还要有多少孩子死去?几天前在蔚山,一名8岁女童被发现死在浴缸中。全身遍布淤青,16根肋骨骨折而死。更令人震惊的是,施暴的理由仅仅是孩子缠着要去郊游,而施暴者是孩子的继母。这一事件被归结为继母的恶行,但虐待儿童由亲生父母所为的情况远多于继父母。杀害他人子女构成重罪,而杀害自己子女的情况往往因各种理由被酌情从轻处罚。不仅普通人,法官、检察官、警察等执法者也强烈认为子女是父母的所有物。此外,婚外或未婚父母的新生儿正被遗弃。这些孩子甚至没有出生登记,因此即便死亡也不会被纳入我国统计。即使幸运存活,未来也并不明朗。正如有人说儿童政策是靠儿童的血成长起来的,尽管每月都有1名以上儿童因虐待死亡,儿童政策仍停留在最低水平。
没有投票权的儿童权利被全面忽视
政府似乎认为国民对儿童权利的认知水平低,且通过教育投资或家庭养育就能解决儿童福利的大部分问题,因而对儿童政策缺乏关注。校外青少年已达28万人,约占学龄人口的4%,且不断增加;被家庭遗弃的孩子每年约8000名。但儿童政策总是被置于其后,我国人均儿童福利支出仅为发达国家的七分之一。由于缺乏儿童福利预算,全国244个地方自治团体中的儿童保护专门机构仅有45个,简单计算,1个机构至少要负责5个以上自治团体的儿童虐待问题。如今有必要放弃仅靠学校教育或家庭养育就能让儿童健康成长的信念。应以校外也可教育、家庭外也可养育为前提,强化国家制定预防性综合儿童政策的作用。为此,必须首先大幅增加儿童政策预算,并以社会共识为前提。
一般而言,对儿童政策既无激烈反对也无积极赞成的情况居多。其他社会政策会引发相当大的政治冲突,并由此吸引社会关注。但由于相对初期投资成本而言效果显现较晚,以及与其他人口群体不同没有投票权等原因,儿童政策既没有具体的推动力量,也未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
应寻找社会共识与财源筹措方案
儿童状况是最直白反映一个国家社会、文化水平的标尺。要使我国提升一个层次,就必须对因预算不足而连儿童权利中最基本的虐待问题都无法妥善解决的落后儿童政策进行划时代的变革。可以说,此前并非没有想法,而是缺乏落实的社会共识与财源。如今应先从“如何形成社会共识”入手,再思考“具体如何筹措财源”。只要能形成“儿童是全体国民为国家未来共同承担的责任”这一社会共识,看似最棘手的财源问题或许会比想象中更容易解决。此外,为确保高水平且稳定的儿童政策预算,需要研究新设特殊目的税、设立儿童基金等多样方案。若儿童政策中缺乏对社会共识和财源的思考,就只会继续无意义的讨论,而没有实质进展。在儿童政策始终被置于末位的情况下,不妨展开想象:给孩子们也赋予投票权,让他们自行决定政策,会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