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银行业界笼罩在明年将面临"四大危机"的危机感之中。由于金融当局强化监管,▲触发及时纠正措施的国际清算银行(BIS)标准自有资本比率上调 ▲售予资产管理公社的不良债权回购 ▲准备金计提强化 ▲健全性恶化等将成为现实。业界高声表示"出问题的大型公司已经消失,剩下的却要活不下去了",但当局对此置之不理。当局人士称:"在如今这样的氛围下怎么可能放松对储蓄银行的监管?"
金融当局的自保主义正渗入政策的各个角落。在经历储蓄银行和Tongyang事件后,当局相关人士抱着在自己任内不能出事的想法,对可能成为问题源头的政策干脆不去触碰,甚至反而加强监管。
正如在Tongyang的处理中所显露的,当局明知Tongyang存在不良问题却放任了相当长时间。金融界指出,适度监管对金融公司有帮助,但如今的走向是意指官僚自保主义的"边良浩综合症"进一步强化。
◇金融公司濒死当局却只顾自保=储蓄银行从明年7月起,资产规模2万亿韩元以上者的经营改善劝告标准将从BIS比率6%上调至7%,中小型则从5%上调至6%。这是自2011年釜山储蓄银行停业开始持续至今的韩国金融委员会强化监管政策的一环。虽有部分声音建议放松监管,但当局立场强硬。
相关职员遭检察机关起诉、并在韩国监查院受到处分的韩国金融监督院正在进行自保主义式检查,并要求多计提坏账准备金。业界相关人士一致表示,为了日后不出问题,当局无条件要求比上次检查时计提更多准备金。
金融委员会干脆掐断了放贷业收购储蓄银行的苗头。因为放贷公司若想拥有储蓄银行,就必须缩减放贷业务贷款。这是担心放贷公司收购具有存款功能的储蓄银行后出现不良,但即便在当局内部也有"过于严厉"的批评。
信用卡公司也因当局施压降息等而陷入苦战。阻止过度的利息收益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不顾前后、同时多发地推行紧缩信用卡公司的政策。信用合作社方面,当局也正在推进法律修订,内容是中央会理事会半数由外部专业理事担任,并让合作社理事长脱离信用共济事业的资金。信用合作社不良较多、意图提高经营透明度固然是好事,但许多意见指出,这是在无视合作组织根本性质的情况下只强化监管。
◇积极的结构调整却被放任=金融委员会和金融监督院负责企业结构调整。虽说与外汇危机时期情况大不相同,但就STX或Tongyang来看,批评声纷至沉来,认为金融当局错失时机。某商业银行高层人士表示:"企业的债务结构已经改变,如今不是当局可以直接介入的时代,但情况既已不同,就应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结构调整方案,然而当局并未这样做。"
尤其在结构调整方面,有意见指出上级机关金融委员会未能妥善管理监督金融监督院。事实上,金融监督院在2009年5月与东洋证券签署谅解备忘录(MOU),决定削减企业票据(CP),但2011年东洋证券违反MOU时,却未向金融委员会如实报告而是一再推延。
最终,金融监督院见事态似难以收拾,才姗姗来迟地以敷衍了事的方式在去年向金融委员会报告。金融界某相关人士表示:"企业结构调整一旦做错就要承担巨大责任,加之易引发争议,所以才没有积极出面吧",并称"金融委员会说金融监督院问题很多,但归根结底是金融委员会没有把事情办好"。
也有说法认为,未能妥善管控作为结构调整主要手段的产业银行,同样是金融当局的责任。正如在STX或Tongyang中所见,产业银行以渎职问题为由,在结构调整中并未积极出面。此时金融当局本应积极带动国策金融机构,但却因害怕责任问题而只强调市场自律原则并放任不管。
◇金融当局首长应把稳方向积极出面=现场之所以涌现自保主义政策,是因为当局首长未能把稳方向,内外受制。
负责金融监督政策执行业务的金融监督院,在BS金融事件之后又因Tongyang问题导致组织本身动摇。许多意见指出,崔洙贤院长在国政监查现场推翻自身发言等,应对不力。一位前金融当局高层人士表示:"金融委员长本应把稳方向,安抚只计较责任问题的业务人员并推进工作,但现在并非如此。"
尤其金融委员会解释称,自己正在制定金融产业愿景、帮助银行和保险公司进军海外,并向信用合作社等放松资产运用监管以给予"胡萝卜",但金融界认为这可能只是错觉效应。当局认为一边收紧、另一边则在放松,但双方的程度和水平并不相同。
一位商业银行行长指出:"由于检察机关牵强适用法律,官僚遭受损害,加之政界等的动摇,要负责任地办事确实不易",但同时表示"金融当局首长一旦崩塌,金融界的秩序就会崩溃,因此应营造承担责任办事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