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围绕韩国免税店市场的狗血剧近来在媒体上被广泛报道。主演是瑞士企业Dufry,它同时扮演全球第二大免税店企业和韩国中坚企业的“一人两角”,赢得韩国免税店业界“堪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称赞。韩国政府也充当了配角,以限制只有中坚、中小企业参与投标的监管,为主角获选金海机场国际航线DF2区域运营商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相反,韩国免税店企业则沦为只能徒然看着一人两角的Dufry的配角。
以政府监管为素材的狗血剧在韩国流通市场接连上演。剧情很简单:政府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同成长而推行的政策,反而造成只让外资大企业获利的荒唐结果。
不久前政府世宗办公大楼的招标也是其中一例。政府限制大企业参与世宗办公大楼食堂经营后,全球三大餐饮企业爱玛克的100%韩国法人Ararco获得了运营权。在韩国企业型超市(SSM)受政府开店限制监管期间,在日本创造超过3万亿韩元销售额的Trial Company的韩国分公司Trial Korea,两年内韩国销售额增长达50%,副作用不断。
监管的字面含义是“以法令、习惯等设定一定限度,限制不得超出”。因对行为等的约束较大,正当理由尤为重要。朴槿惠政府制定的投标限制、开店限制等监管,其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同成长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在于结果。包括金海机场案例在内,多处已接连暴露出监管的漏洞。若政府制定的监管在追求公益这一名义上趋弱,就难以摆脱被批为政权初期所谓“驯服企业”枷锁的指责。是以迅速应对切实整顿监管、实现原本初衷,还是再一次因应对迟缓而陷入“亡羊补牢”的批评,如今选择权在政府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