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规模417万亿韩元的韩国国民年金将在2044年转为赤字,到2060年耗尽。眼下虽无问题,但第一代婴儿潮人群(1955~1963年出生)从2014年起大举进入领取年金的行列后,财政收支将逐步恶化。只要不提高保险费率,这就是必然。公共年金历史超过100年、较早经历老龄化的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1960~1970年代年金财政便已耗尽,现以国民税金填补缺口。
发达国家在福利支出急增、公共年金触及极限后,进入2000年代通过发放国家补贴等方式激活私人年金,以填补不足的福利需求。作为全球老龄化最快的国家,韩国因维持公共年金而产生的财政负担将比发达国家更急剧增加,这一点显而易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1%用于福利支出,而韩国仅为9.4%,不到其一半。这意味着韩国的福利成本势必上升。眼下处于朴槿惠总统大选承诺后退争议中心的基础年金,仅此一项从明年到2017年就需要40万亿7000韩元,到2040年仅一年就需要111万6000亿韩元。这还是将65岁以上老人中收入排名前30%排除在福利对象之外后的数字。若按朴总统的承诺将基础年金对象扩大至全体老人,还会额外产生数十万亿韩元的成本负担。此外,今后国民年金枯竭后,还须以保险费或税金的形式将负担转嫁给未来一代。如今政府因政治负担而对增税犹豫不决,今后要承担这些无疑是难题。专家因此强调,应承认公共年金的局限,构建在国家年金政策中把私人年金纳入政策组合的新框架年金体系。
◇逆潮流而行的年金政策=尽管形势如此,政府仍未能摆脱高增长时代形成的以公共年金为中心的年金福利范式。本应正视财政不足导致的公共年金局限,建立涵盖退休年金、个人年金等私人年金的整体国家年金体系,但是否具备相应的年金理念和政策意志令人怀疑。
代表性例子是政府8月公布的税制改革方案。在该方案中,购买个人年金时给予中产阶层、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税收优惠反而被缩减。目前年金储蓄最高可就每年400万韩元获得15%的所得扣除,但按改革方案改为12%的税额抵扣。例如,课税标准年薪为4000万韩元(所得税率15%)的上班族A先生加入了年缴400万韩元的年金储蓄,按现行标准可扣除15%,能退还60万韩元税金,但按改革方案变为12%税额抵扣,退税额减至48万韩元。更大的问题在于,税收优惠被缩减的代表性群体正是课税标准年薪处于1200万韩元~4600万韩元区间的韩国典型中产阶层。金融当局相关人士对此表示:“因税制改革方案而年金税收优惠减少的这一15%所得税率区间,税前年薪大致为3000万韩元~7000万韩元,构成最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本应强化对他们的年金激励以鼓励其购买个人年金,政府方案却反其道而行”。
本来年金储蓄的参与率就仅有16.4%的低水平,加之高收入层与低收入层之间两极分化明显,以弱势群体为中心的政府支援极为迫切,政策方向却反而朝着削弱参与诱因的方向倒退。
未来资产退休研究所年金研究室室长孙成东表示:“个人年金未能作为国家年金体系的一根支柱获得制度性对待,而是被当作一项普通产品处理”,“要与国民年金一起形成名副其实的国民养老保障体系,需要政府更为认真的姿态”。
◇缺乏年金政策的数据基础设施=三星生命退休年金研究所年金制度中心负责人朴俊范表示:“连能够了解国民养老准备程度处于何种水平的资料本身都没有,由于没有资料,也就没有关于养老保障体系的像样研究报告”,“在这种状况下,很难出台完善的养老年金政策,这就是现实”。
OECD建议的养老年金收入替代率为70%,其中包括私人年金的收入替代率40%。金融当局相关人士称:“国民年金的收入替代率30%(以加入30年为准)加上私人年金的替代率20%,合计约50%,这被认为是当前我国国民的养老准备水平”。
真是如此吗?专家们一致指出,国民年金因参保为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国民平均收入替代率具有可信度,但私人年金绝不具代表性。3月保险研究院发布称,以2012年为准,韩国私人年金的收入替代率达21.2%。但这份分析资料是以脱离私人年金现实的假设为前提。
即假定韩国所有劳动者都参加了退休年金,全体国民都购买了月缴26万7000韩元的个人年金产品,且两类私人年金均假定加入期限为35年。然而现实是,以事业单位为准退休年金参与率仅为14%,个人年金参与率停留在16%。专家指出,若要推行激活私人年金的政策,首先应与国民年金联动,诊断我国国民依靠私人年金准备养老的实际情况,但从这一步起就缺乏完善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