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ongyang事件”余波强烈之际,有观点指出,此次事件是韩国资本市场脆弱之处的集中暴露。政界主张包括Tongyang集团会长玄在贤在内的所有者家族以及韩国金融委员会、韩国金融监督院等当局的责任论,但金融、经济界人士痛切自省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市场自身不够扎实。汉城大学教授金尚祖评价称:“这完全暴露了我国无法依靠市场力量进行结构调整的现实。”
① 透明性与信任双失的企业及其所有者
正如Tongyang事件所暴露的,掌控大企业群的所有者家族利用资本市场漏洞,急于欺骗投资者。
东洋集团自2002年起因赤字累积开始依赖市场性借款。Tongyang由于对大股东的监管,2002年为把东洋Financial贷款公司用作集团的控股公司,直接登记为贷款业。
Tongyang还为避免上市公司(株)Tongyang和TONGYANG Cement直接支援关联公司而被追究背信嫌疑,通过非上市公司东洋Financial贷款公司支援了东洋休闲和TONGYANG Cement。仅4年后的2006年,市场性借款规模就增至1万亿韩元级别。
Tongyang从银行借入的资金为3000亿~4000亿韩元,而公司债和企业票据(CP)超过2万亿韩元,这本身就很危险。Tongyang在存在此类担忧的情况下,仍通过在个人客户方面实力雄厚的证券公司,鼓励将综合资产管理账户(CMA)的资金投向自家不良关联公司。据当局统计,在东洋集团危机加深的企业重整程序(法定管理)之前,投资专业性较低的首次投资者中,居住在地方的60岁以上人群较多。
面对金融当局,公司还在2012年提交结构调整方案,成功使禁止关联证券公司销售投资者不适格等级公司债等的金融投资业法规定得以延期适用。相反,自2009年起与金融监督院签订谅解备忘录(MOU)后,却对重要内容不予遵守或予以拒绝。出身当局的业界相关人士指出:“Tongyang的所有者建立金融帝国的目标十分坚定,在此过程中为保护所有者经营权而投入的资金相当可观。”
② 埋没于“政治考量”、重复“粗糙官治”的当局
当局虽掌握Tongyang的状况,却未能出手。政府介入企业结构调整的官治金融依然存在,但权限已不如从前。依靠市场的适时结构调整也未能实现。结果,处境尴尬的当局只能在内部警戒风险、观望而已。“粗糙的官治”毁掉了结构调整。
自2006年起正式认识到东洋集团危机的金融当局,也未能逆转2008年之后放松监管的风潮。2009年Capital Markets Act修正案在掩盖当时已存在的东洋集团问题的同时,只为关联证券公司发行投资不适格公司债打开了通道。
此后虽认识到问题,但以缺乏强制力的MOU方式无法对Tongyang加以制动。虽在2013年4月推出了旨在阻止此类行为的金融投资业法施行令修正案,但将实施推迟至10月24日,因而饱受“事后药方”的强烈批评。
③ 丧失定价功能的市场
此次事件最根本的原因,是市场机能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这意味着通过公司债和CP价格、信用等级等了解企业状况并进行投资的基础并不完备。
Tongyang的CP主要是3个月短期,因而没有信息披露义务。这正是Tongyang持续借新还旧发行短期CP、实际上得以当作长期资金使用的原因。未能及时反映企业风险的信用评级也是问题。超优质企业无所求,因而不愿提供信息;不良企业则担心困境曝光而回避提供资料。
金教授指出:“若要强调投资者的责任原则,首先必须公开透明的信息”,并批评称:“目前甚至连哪家企业正在进行结构调整、与债权团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为何都不为人知,当局与部分债权团之间的密室谈判持续不断。”
投资者方面,投资高息公司债等却不愿承担风险的惯例也依然存在。
金教授强调:“既然投资者有责任,试图以特别法救济受害者绝不是正确的方法”,“即便耗费时间,也应通过个别诉讼分清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