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17

[您怎么看]债务人代理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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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议员闵丙斗 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大学院教授沈泰燮 围绕引入债务人代理人制度的陈年争论再度浮现。为减轻非法债权催收给平民带来的痛苦,在野党主导提出相关法案并提交国会,但由于执政党以及银行业、信用信息业界等反对,能否通过尚不确定。赞成引入该制度的一方认为,这是保护债务不履行者权利的必要之举;反对一方则主张,若引入代理人制度,不仅会侵害债权人权利,还可能助长不愿还债的道德风险,应优先整顿催收制度。现刊载双方观点。

● 赞成 民主党议员闵丙斗 为阻止过度放贷与非法催收所必需 设定资格条件即可防止制度滥用

在举行国会选举与总统选举的去年,有两部电影上映。一部是边永主导演的《火车》,另一部是金基德导演的《圣殇》。两部电影共同展现了家庭负债与债权催收的严重性。

家庭负债规模约达1000万亿韩元。根据韩国银行2011年家庭金融调查,仅以有负债的家庭为对象,总负债相对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为220.6%。而收入最低的第一分位,该比率竟高达902.4%。第二分位的总负债对可支配收入比率也高达313.6%。

超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家庭负债为何会产生?只有准确把握原因,才能制定出恰当对策。家庭负债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供给侧因素(金融机构)与需求侧因素(借款人)。

供给侧因素的核心是金融机构掠夺性的过度放贷诱惑。需求侧因素的核心则是实际上没有收入。从债权人(金融机构)的立场看,即便无视偿还能力滥发贷款,最终也能收回。而其原因在于,韩国有关贷款—催收—破产的法律制度过度偏向债权人优势结构。

也就是说,银行的掠夺性过度放贷与贷款业者的掠夺性债权催收,分别意味着家庭负债的起始阶段与收尾阶段。两者彼此紧密相连。若考察债权催收实际运作的结构,这一态势会更加清晰。债权催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家庭负债产生中占比最大的是银行,银行贷款出现不良时,银行自身会进行第一轮回收努力。其次,通过这一过程仍未收回的资金(不良债权)会转交给银行旗下子公司信用信息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第三阶段,仍未收回的资金再转让至贷款业市场。最后阶段,则会转到贷款业市场中的未登记贷款业者手中。而正是在这一环节,非法债权催收最为严重。

为防止家庭负债无节制扩散、阻止非法债权催收,最重要的是要把债权人优势的法律制度改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平等的法律制度。从经济学角度看,一切不良都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责任。

债权人的道德风险与债务人的道德风险同样需要被指出。为阻止从一开始就在法网之外发生的非法债权催收,债务人代理人制度是必要的。若担忧制度被滥用,只需对代理人资格设定一定条件,并设置寻求法院判断的核查装置即可。

若法律制度不朝着债权人与债务人平等的方向改变,家庭负债的扩散、掠夺性过度放贷和非法债权催收都难以改善。债务人代理人制度是保障最低限度人性、追究双方责任的最起码的第一步。

● 反对 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大学院教授沈泰燮 债权回收困难,恐侵害财产权 或被滥用为逃避而非努力清偿的手段

近来讨论的债务人代理人制度是指,债务人一旦选任律师等作为代理人,债权人(包括受委托回收债权者)便不得与债务人接触,只能通过代理人进行债权催收。

可以理解,该制度的宗旨是在家庭负债逼近1000万亿韩元的情况下,保护债务人免受过度催债。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尤其平民的基本生活理应受到保护。但权利只有在履行了相关义务时,才能确保受保护的正当性。

从这一角度看,正在研讨的债务人代理人制度在以下几点上令人担忧权利与义务失衡。

第一,债权人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根据法律修正案,代理人并未被赋予与债务清偿相关的任何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若禁止债权人与债务人接触,债权回收将几乎不可能,债权人的财产权将受到严重侵害。

第二,被滥用为逃避债务清偿手段的可能性很高。如果选任代理人就能摆脱清偿催促,多数债务人都会选任代理人。

这种情况下,他们清偿债务的努力将会减弱,与赋予债务人重生机会的最初宗旨相反,很可能被多数债务人滥用为逃避债务清偿的手段。

第三,平民金融秩序被扭曲,金融消费者的不便加重。

若引入债务人代理人制度导致债权回收困难,金融公司将转向以担保而非信用为主的贷款。

这将摧毁信用社会的基础,增加善良平民的金融不便。

此外,金融公司将不再努力回收不良债权,而是扩大出售,在多次转卖过程中,不少债权会被卖给小规模贷款业者或非法债权催收业者,催收行为将更加强硬,制度引入的宗旨将形同虚设。

有观点以债务人代理人制度在国外已实行为由主张引入。但我国与国外的债权催收制度存在差异。

国外将相当多的不良债权出售给债权催收公司。自然,这些债权在回收过程中,不仅会采取拍卖或申请扣押等法律措施,为使买卖利益最大化,催收强度也可能提高。因此为保护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的债务人,才运行代理人制度。

相比之下,应认识到我国债权催收公司只能回收从金融公司受托的债权,且不得采取法律措施,因此一旦引入债务人代理人制度,债权催收将几乎不可能,这正是差异所在。

结论是,在我国金融环境下,为保护债务人,与其引入代理人制度,更应优先努力根除非法债权催收行为。也就是说,必须整顿那些设立自由、处于监管盲区且不良债权买卖不受限制的小规模贷款公司。若不得不引入代理人制度,则应在设立防止道德风险的装置的同时,考虑分阶段引入以最大限度减小社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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