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预算与财政问题,美国政界频繁的不协调正在损害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及企业经营环境整体的基本面,这样的警告声日益高涨。有观点指出,若不从根本上消除自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持续的美国政治不确定性风险,第二、第三次政府关门事态导致全球经济整体动摇的现象可能反复出现。
据全球研究机构Macroeconomic Advisers于14日(当地时间)发布的报告,2010年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持续的预算战争,造成美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少1个百分点,并导致200万个以上岗位消失。
强调为解决规模达天文数字的美国财政赤字而需两党合作的团体彼得森基金会也提出了类似看法。据其分析,美国每次围绕财政问题发生政治冲突,都会遭受相当于90万个岗位成本的经济损失。
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类美国政治风险并不止于美国国内。正如美国央行联邦储备制度(Fed)仅提及缩减量化宽松(QE)可能性,近期新兴国家货币及股市、债券便随之动摇的先例所示,美国振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蝴蝶效应不言而喻。
英国日报《金融时报》(FT)报道称:“围绕财政政策的美国政治麻痹症状,不仅在美国国内造成巨大经济成本,也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加剧经济政策制定者不安感的因素。”
美国自2009年奥巴马总统首次就任后,每年围绕预算与财政问题反复出现悬崖边对峙。2009年的医保改革方案、2010年的减税延长法案、2011年的工资税减免延长案、2012年的财政悬崖谈判等是代表性事例。奥巴马执政第2期首年的今年,同样因政府关门、违约事态以及年初的自动减支(sequester,联邦政府自动支出削减)问题而备受折磨。
此类政治风险对企业经营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
据《财富》近期重新分析并报道的今年1月仅部分公开的圣路易斯联邦银行报告,美国企业(以2010年为准)的现金持有量比1995年增加4倍以上,与1979年相比增加11倍。即便考虑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美国企业的留存资金在过去10年间也增加了约两倍。
报告指出:“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媒体报道频率等为基准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与企业整体现金流被发现存在密切关联”,“企业增加现金持有的最大原因就是政策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据彭博数据,1个月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自8日起连续5个交易日高于1个月期Libor(伦敦银行间利率)。这意味着被评为最安全资产的美国国债高于作为全球短期金融交易代表利率的Libor这一“非正常”状况仍在持续。
美国国债的不稳定具有推高以其为基准的美国企业融资利率的效果。据彼得森基金会分析,2009年末以来因美国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美国公司债相对于国债的溢价上升了0.38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