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当时是想让海力士破产的。产业资源部(现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说可以救活,但我们认为很难。不过最终它活了下来,还给债权团带来了巨大收益。"
这是曾在财政经济部(现韩国企划财政部)时期金融政策局工作的一位金融当局高层人士,在与记者谈到东洋事件时说出的话。这也是对记者"当局按Tongyang的要求将金融投资业规定的修订推迟三个月,不也是因为其中牵涉企业生死问题吗"这一提问的回答。
这位人士补充说:"先行进行结构调整,可能会让本来能救活的企业倒掉,反过来也可能只是把不良进一步做大。"
围绕东洋事件,指责金融当局责任最大的声音不断。这话没错。无论前后情由如何,东洋证券被用作救集团的窗口,当局给了Tongyang方面时间,这也是事实。
政界流出的强化金产分离主张也有道理。东洋证券如此,过去Prime等大企业旗下的储蓄银行也在大股东相关问题上麻烦不少。
尽管如此,若把东洋事件放在更大的视角看,归根结底与"何时救、何时让企业倒"的政务判断密切相关。若当初收回旗下公司在金融圈的贷款、并对市场性借款加以管制,Tongyang去年就已经崩塌了。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所有结构调整。前所罗门储蓄银行会长林锡到最后坚持的也是"再给点时间就能活下来"。若大宇集团没有被解体,如今韩国经济会大为不同——这种没有意义的假设之所以出现,也是同一脉络。
要想恰当判断何时救企业、何时让其倒下,就必须有一个能系统处理企业结构调整的、真正像样的协议机构。这是一个不仅从金融视角,而且能综合考察对产业、就业和整体经济影响的框架。现在各部门之间应该也有协商,但在记者看来毫无存在感。在只谈金融当局责任论之前,应先改变结构性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减少像Tongyang这样的投资损失和经济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