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把目光转向服务业。稍有不慎,继制造业之后,服务业也会被超越。”
专家指出,在韩国服务业因各种监管而原地踏步之际,中国的竞争力正在逐步增强。尽管中国尚非完全开放的经济体,但已开始以部分地区为中心,准备吸纳外国资本与人才。
中国的这一努力,可从本月1日首次启动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得到印证。中国政府计划将该地培育为服务业的“孵化器”。
事实上,从试验区的主要措施看,金融、文化、运输等服务业的开放措施占据主导。在此前严格限制投资的金融领域,决定放宽投资者资格条件,暂停或取消持股及经营范围限制。原先仅限于商业银行的银行设立资格扩大至外资金融机构,使独资外资银行的设立成为可能。因此,外资银行也纷纷进驻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汇丰银行与东亚银行(BEA)近期获得进驻批准,新加坡星展银行与花旗集团则获批在此开设办事处。
此外,外资企业得以设立健康医疗专业保险机构,外国旅行社亦获得经营中国游客出境旅游业务的通道。在教育领域,允许中方与外资合作设立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简言之,相当于在服务业全领域敞开了大门。
不仅如此。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干脆将未来3年内仅限试验区调整各类许可标准的权限移交给国务院。意味着必要时即便跨越程序,也要引来外商投资。
对于中国的破格举措,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评价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招引制造业和提供激励为中心的中国开放模式,近期正迅速转向招引服务业、创新制度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国在服务产业终于开始发动。
有分析认为,在中国经济中占比很大的上海设立试验区,也反映出一旦该模式成功便要在全国推广的意志。
相比之下,与伸展身姿的中国相比,韩国服务业的开放努力依然微弱。认识虽有,行动却未能跟上。事实上,韩国在马山、群山等7处设有自由贸易地区,在仁川、新万金等8处设立了经济自由区,但这些地方均未能吸引外商投资,实际上难免形同“开门歇业”。自由贸易地区方面,在国内劳动者工资较高、盈利性恶化的情况下,又未获得明显的制度改善优惠,外商投资企业纷纷转向东南亚;经济自由区方面,起初期待巨大的投资效应,但截至去年底流入的资本仅67.8亿美元,只占国内外商投资的6%。KIEP指出:“与上海试验区功能类似的韩国经济自由区、济州特别自治道、釜山与仁川港等,面临的投资竞争压力将增大”,“应在医疗、教育等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服务业领域,积极探索放宽监管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