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金融监督院有一项名为“国民检查请求制度”的机制。这是崔守炫院长上任后的首个作品,自今年5月起施行。其宗旨如下:对于金融公司违法或不当处理业务导致国民利益受损、或存在重大受损隐忧的事项,若有200人以上请求检查,金融监督院便会介入调查。也就是说,国民可以推动金融监督院行动。
5月推出时,记者也曾对金融监督院的说明点头认同。毕竟,国民得到了一个能推动金融监督院的窗口。如今回想起来却觉得惭愧。这不过是把金融监督院本就应该做的事包装得像样罢了。收到200件以上投诉却只是旁观,那是懈怠职守。
本月8日,通过东洋证券投资Tongyang旗下公司债和商业票据(CP)的600名投资者向金融监督院提出了国民检查请求。据金融监督院透露,次日崔院长在就Tongyang事件向国务总理汇报时表示,将积极接受国民检查请求。想必是因为金融监督院的责任论正被提出,不得不接受。
实施国民检查后会有什么不同?最多不过是多投入几名人力而已。若说有差别,也就是追加投入的检查人力来自其他部门这一点。Tongyang事件爆发后,金融监督院正对东洋证券进行无限期特别检查。在特别检查中以国民检查名义增补几名人力,似乎并不会带来更好的结果。金融监督院内部也对国民检查的实效性提出了疑问。
9日,近2000名Tongyang公司债和CP投资者在金融监督院前举行集会。集会上有人高喊:“金融监督院都干了什么?连金融监督院的检查也信不过。”这些人听到金融监督院接受国民检查请求的消息时会怎么想?大概会以为,就像调查高级公职人员腐败时启用的特别检察官制度那样,会有外部专家介入,从而提高检查的客观性和实效性。这正是国民检查请求制度必须纳入业界和学界专家的理由。
金融监督院要么改进国民检查请求制度,要么干脆取消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