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0月1日起联邦政府进入关门状态,大量公共机构员工被临时停职,美国民众因此感受到的不便相当严重。笔者也经常访问联邦政府机构的网站,大部分网站只提供有限服务,有些网站干脆关闭,在获取信息方面颇感困难。
美国政府关门并非第一次。过去曾有17次关门,其中大部分在数日内通过谈判得以收场,因此此次也普遍被预期只是短期事件。然而在超过第10天的当下,两党之间的谈判似乎仍难以达成。与此同时,又有一个将进一步加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事件正在临近。
那就是债务上限谈判。今年年初也曾因债务上限谈判而饱受折磨。2011年夏季虽然有对外不确定性加重的一面,但由于上限谈判拖延,美国遭受了信用评级被下调一级的屈辱。正因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股市短暂暴跌,投资者之间对金融危机是否再度来临的不安情绪一度高涨。
那么,“究竟为什么只有美国存在其他发达国家看不到的债务上限?”是因为它提供了某种特别的好处才被采用吗?想必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因此,本文想考察债务上限是如何开始的,以及为什么它会如此成为美国经济的问题,探究其诞生背景与历史足迹。
债务上限的历史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当有需要时便指定国债发行条件及规模,授予财政部借款权限。例如1904年修建巴拿马运河时那样,大体上在为特定目的用途举债时,由国会指定条件及规模并予以批准,这便是一个例子。在批准程序上,也是根据债券发行目的逐一批准。然而,发生了一件引发预算编制变革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在战争前半段保持中立,向双方阵营大肆出售各种武器及物资,但进入后半段美国的行动发生了变化,美国也对德国宣战了。1917年,当时的国会为便于筹措战争资金及相关各类财政资金,制定了第二次自由公债法并设定了债务上限,在该上限内财政部可随时发行国债。时间推移,1942年制定了公共债务法,财政部获得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从此,美国在国债的种类、发行方式、条件等方面无需经过特别的发行批准程序,即可在上限内随意发行。如此,191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初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成为今天国家债务上限的法律开端。有一段时期,“债务上限”更多具有积极面:对政府发行国债的国会财政控制功能、赋予预算编制及执行的灵活性等。而且美国政府所欠的债也不算多,利息支付负担较轻,因此普遍认为即便上调债务上限也不会对政府财政产生大的影响。然而,正如所附图表所示,历经布什及奥巴马政府,美国的国家负债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增长,情况发生了反转。如今仅利息费用负担每年就接近数千亿美元,于是无法坐视不管的人开始一个个增多。因此,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像以往那样设定负债上限、在该上限内发行国债以弥补赤字的做法,已不再有助于美国经济。一旦上限谈判失败,美国可能陷入违约的风险也被放大,金融市场时而因这种担忧而不确定性放大。过去它是维持财政健全性所需的工具,如今却只被当作政治谈判工具使用,可谓已成为麻烦的累赘。
这一债务上限谈判在今年1月也是对世界经济负担最重的问题,当时《经济学人》曾作出如下评论。“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债务上限都是个麻烦的存在。举例来说,政府在恢复常规举债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批准。正是此时,债务上限不仅为执政党,也为失势的在野党提供了在国会施加影响力的机会,而与这些人谈判实在是相当麻烦的事。如果债务上限提高了政治人物必须为赤字承担的政治代价,那么它或许会成为有益的手段而非麻烦。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随着美国政治日益两极化,债务上限已变成所谓的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2011年夏季,共和党公然以违约风险为武器,把奥巴马和民主党推上削减赤字的谈判桌。这一插曲还促使一家信用评级公司下调了美国的3A信用评级。最近在围绕‘财政悬崖’的一番较量中,共和党在增税方案上屈服,支出削减也未取得任何成果,因而心怀愤怒,正急切想要再打一场仗(……)。如果美国再度就是否必须履行法律义务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展开另一场争斗,将会强化美国政府不再可信的印象。不如现在就废除债务上限。(1月12日《经济学人》)”
如前所述,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均不肯让步半分,显示出若不按各自提出的预算案谈判就不惜一战的气势。债务上限的提高自然也不可能轻易实现。不过所幸今天(10日)传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内容是:自政府关门以来,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两党首次将举行紧急会晤以解决事态。
美国政界人士作出这一举动的主要原因在于,联邦政府关门导致美国民众不满高涨、舆论恶化。在昨天盖洛普发布的民意调查中,两党支持率大幅下降,尤其是共和党支持率骤降至28%,这是自1929年首次开展调查以来最差的支持率。如此恶化的舆论很可能对明年的中期选举产生巨大影响。事实上1996年关门事态时也是如此,2011年信用评级被下调之际,选民对政治人物的愤怒也久久难以平息。既然长期僵持对彼此都没有好处,如今正形成各自让一步、达成协议的氛围。
当然,即便两党举行会晤,在预算案谈判上因奥巴马医改预计仍将阵痛不断。但在短期提高债务上限的方案上,两党似乎都会接受。因为在联邦政府关门的状态下若再发生违约(债务不履行),此前出人意料地平静的金融市场很可能被卷入相当大的风险之中,所以落在脚面上的两把火中必须紧急扑灭其中一把。因此,债务上限提高预计会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此时有必要思考一下,债务上限究竟是否为美国经济所需要。
考虑到过去数年债务上限只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在这一过程中对市场的影响不小,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不如干脆废除债务上限。而且如今对美国而言重要的并非政治斗争。重要的另有其事。让市场能够把“量化宽松缩减”视为利好的就业市场复苏,以及借收入增长走上真正的经济复苏之路,才是他们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