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元区财政危机之后,近来对新兴国家外汇危机的不安情绪正在升高。这让人想起一句话:世界只有三种情形——刚刚进入危机、正处危机之中、刚刚走出危机。或许世界本就是危机的连续。
对萧条与危机的处方,传统上依赖强调通过财政与金融等宏观政策管理有效需求重要性的凯恩斯(J. M. Keynes)。但最近,以独特视角解释萧条的熊彼特(J. A. Shumpeter)理论正受到关注。
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熊彼特给出了与凯恩斯不同的诊断与处方。熊彼特论点的核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萧条与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反而可借此获得新的动力。也就是说,萧条可通过“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克服,而且只有这样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就此而言,这比凯恩斯的宏观有效需求政策更为微观、更为根本。
2008年以后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基本上根源于以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表现的个人、企业、政府等的负债问题。除发达国家的负债问题外,中国的民间及公共负债也已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0%,亚洲国家的负债平均超过150%。若这种失衡不化解、负债不调整,萧条与危机的可能性只能长期化。“这次不一样”的呼喊只是口号,其中蕴含着另一场经济危机。
对危机的短期、对症式处方,最终可能催生另一种形态的危机,并产生使人连危机发生的苗头都难以察觉、只是抬高不确定性的副作用。当美国或欧元区危机发生时,若由熊彼特开出处方,很可能不是以量化宽松为主的政策,而是在引导金融部门扩充资本、确保竞争力的同时,在制度与政策上予以配套,使企业家能主导创新。
仅凭传统经济学的智慧,难以克服当前这般萧条与经济危机的不确定性。如今经济学也应谋求转变为“经纬济学”。应把经济学的各种理论(经)结合时代状况(纬)重新审视并融合复合,从而提出新的诊断与处方。首先,是否到了至少该思考熊彼特与凯恩斯理论融合复合的时候?更进一步,现在正是应共同痛切思考,在韩国经济的特殊性以及与世界经济的关联中,寻找应对我国经济萧条与危机的正确经济政策方向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萧条与危机本身的看法。如今应在“没有哪个时候不是危机”的认识下,借熊彼特的洞见,培育拥有创新技术与意志的企业,鼓舞企业家精神,并解除一切妨碍创造性破坏过程的约束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