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有人指出,韩国银行利用中央银行独有的发行权对中小企业进行迂回支援的总额限度贷款,其管理极为松散。根据新世界党议员李在衡的国政监查资料,截至7月底,5项总额限度贷款中,贸易金融资金在商业银行柜台以平均5.13%的利率放贷。以年利1%获得资金的商业银行在中间赚取了4%的利差。这甚至比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平均利率4.9%还高出0.23个百分点。韩国央行的发行权竟莫名其妙地只是让银行赚得盆满钵满。造成这一局面,银行过度加收加点利率的道德风险固然是主因,但作为监督者的韩国央行责任也不小。
对国会的指摘,韩国央行似乎心有不服,称其有误。其解释是,忽视相关企业信用度等风险因素而简单比较利差并不合理。韩国央行的解释并非全然不对。尽管如此,通过韩国央行的迂回贷款利率与进出口银行、企业银行等国策银行利率相比毫无优势,这一点仍难以让人信服。退一万步说,就算利差难以简单比较。那么,韩国央行的资金连大企业也能流入,又该如何理解?更何况,此类不合格贷款呈逐年增加之势。若非韩国央行的管理监督存在某种严重缺陷,违规贷款的增加便无从解释。
总额限度贷款自1994年引入以来,确实为缓解信用紧缩和中小企业资金困难作出了贡献。尽管有此成果,但因沿用过去制度框架,暴露出与国策银行政策金融功能重叠的根本局限。功能一旦重复,效率必然下降。自引入首年起已运行20年的贸易金融和地方中小企业支援制度,是否仍需由韩国央行继续维持,令人质疑。若韩国央行发挥与国策银行相似的功能,中央银行的存在价值就会被削弱。当下需要的是符合中央银行身份的大框架信用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