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9-29 | 임진혁

[首尔经济会客厅] 劳使政委员会委员长金大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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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劳动者只想坐享既得利益,毫无改变迹象 提高正规职雇佣灵活性,对非正规职予以保护与支援

若要实现工作与家庭兼顾,长时间劳动体系必须改变 通常工资韩国大法院判决之后,将在劳资政委员会展开细节讨论

“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劳动市场形成了双重结构,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若不化解这种双重结构,劳动政策也难以取得实效。”

10月2日迎来就任100天的经济社会发展劳资政委员会委员长金大焕(63岁,见图)26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将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化列为韩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双重结构化指劳动市场被分割为以大企业正规职为中心、受到过度保护的工会,与中小企业、非正规职等未能得到应有保护的群体。金委员长强调:“经历外汇危机后,劳动市场分化为正规职与非正规职,形成双重结构,社会两极分化随之加剧”,“若放任这种结构而推行千篇一律的政策,问题反而会更严重。”金委员长提出的解法是差别化政策。他一贯主张,大企业、正规职和公共部门劳动市场在工资、劳动时间、雇佣形态等方面应比现在更具灵活性,而非正规职则应予以保护和支援。金委员长有力地表示:“外汇危机之后,企业经历严酷考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大企业中组织化的劳动者只想坐享既得利益,看不到任何改变的迹象”,“大企业工会的劳动运动,其取向方式也必须改变。”

劳资政委员会为加强对中小企业和非正规职劳动者的保护,将本委员会委员人数由11人扩大至25人。此前劳方只有韩国劳总、民主劳总等拥有全国性组织的工会代表参加,今后计划增加青年及非正规职代表2名、中小及中坚企业代表2名。这与将化解劳动市场双重结构作为重点的金委员长的理念一脉相承。

对于要如何实现朴槿惠政府核心国政课题——就业率70%的提问,金委员长强调,最重要的是营造工作与家庭能够兼顾的氛围。金委员长说:“要实现工作与家庭兼顾,日常生活必须改变,为此劳动体系就要与过去不同”,“如今是该打破男性户主靠长时间劳动养家这一框架的时候了。”

韩国典型的男性户主长时间劳动,使家务与育儿责任完全压在女性身上,家庭内户主的角色被削弱,带来与子女沟通中断等诸多问题。此外,高学历女性无法在劳动市场得到利用,效率也随之下降。金委员长解释:“要提高就业率,最重要的是增加女性的社会参与”,“为此,必须同时推进长时间劳动体制的改善、育儿与养育支援,以及优质选时工作岗位的普及。”不过,这类变化对劳动者而言存在劳动时间缩短导致收入减少的问题,对企业而言则存在追加雇佣带来的成本负担。他认为,这种相互冲突的利害关系可以通过劳资之间的协议与让步以及政府的支援来解决。金委员长说:“企业不应固守按缩短的劳动时间比例减薪的原则,而应以宽厚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工资,作为交换,劳动者则应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减轻企业负担”,“政府需要以税制或行政支援来提供支撑。”

他认为,若具备这些条件,便能带动女性社会活动与就业率的扩大。他尤其分析指出,如果形成由全日制工作的丈夫与从事选时工作的妻子共同构成的家庭收入结构,劳动时间缩短带来的收入减少效应将会消失,同时还能起到增加女性就业的效果。

劳资政委员会为营造这样的社会氛围,已组建工作与家庭兼顾委员会,并计划在明年8月前提出制度与惯例的改善方案。

金委员长还表示,有意在劳资政委员会层面处理近来成为产业现场热点议题的通常工资问题。通常工资是指定期、一律支付给劳动者的月薪或周薪,是延长劳动、夜间劳动和休息日劳动时支付津贴的基准。围绕每2~3个月支付的奖金是否计入通常工资,劳资双方展开诉讼激烈对立。他强调:“劳动界一直回避处理通常工资,但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并表示“不过,鉴于韩国大法院全员合议体判决即将出炉,判决之后劳资双方应会有更具体讨论的余地。”

金委员长预计:“诉讼的构成要件各不相同,将其一般化必然存在局限,因此需要追加讨论”,“韩国大法院判决之后,若有必要,劳资政可以就议题进行讨论。”

在通常工资讨论之前,劳资政委员会计划在目前由专家参与的韩国雇佣劳动部工资制度改善委员会提出工资体系改编方案后,启动作为议题别委员会的工资与劳动时间特别委员会,讨论将韩国复杂的工资体系简化的替代方案。金委员长表示:“通常工资争议归根结底源于错误的工资体系”,“劳资可以同时协调劳动时间缩短与工资体系改编,政府参与其中共同制定改善方案。”特委会将工资与劳动时间一并处理,原因在于提高谈判达成的可能性。若将工资或劳动时间分开处理,双方可能只顾各自立场而协调失败,但把两者放在一起讨论,可通过一方让一步、一方得一步的谈判方式更容易达成意见接近。

就此,金委员长表明,新政府在推进劳资相关政策时,必将经过劳资政之间的讨论过程。他强调:“过去5年政府一直单方面推进法案,但在新政府,朴总统也强调社会对话的重要性,今后我打算先在劳资政委员会充分讨论,再交由政府处理法案。”

金委员长还阐述了激活迄今形同虚设的行业别委员会的构想。以寻找契合各产业特性的解决方案为目的的行业别委员会,此前因政府和产业界担忧工会力量增强而未能设立。金委员长在提出行业别委员会必要性时表示:“只有考虑劳动时间与工资惯例等行业差异来进行讨论,才能具备现实性”,“企业担心行业别委员会会成为组建产业别工会的契机,但这并不构成大的忧虑。”他认为,产业别工会的组建涉及现有企业别工会在结构上的结合问题,并非政府一建立制度就会立刻出现。他说:“通过行业别委员会讨论各产业独特的劳资关系问题,将有助于合理化”,“反正议题是由劳资政协商确定的,没有理由还没尝试就先担心。”

金委员长指出,韩国劳资文化中首先需要改正的,是先不信任对方的“战略性不信任”。

金委员长回顾韩国劳资文化说:“在对话中自己的主张只是其中一部分,但一旦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就说这不是对话而拂袖而去,这种风气很强”,“由于对对方的尊重与信任低下,社会对话所需的姿态尚未形成。”

金委员长尤其认为,那种认定无条件不信任对方再进入谈判更为有利的“战略性不信任”惯例,是在自我削减对对方的信任、降低对话效果的问题。

他表示:“重要的是倾听对方的话、理解对方处境,以携手同行的视角持续对话”,“目标是让劳资政共同积累这样的氛围,从而实现社会对话。”他尤其认为,韩国以极快速度实现工业化并在短时间内完成民主化,所拥有的能量十分充足,因此也完全能够营造出促成社会共识的对话氛围。

金委员长强调:“社会的进步需要具备三点: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会上的合理化”,“如今我们的课题是以社会对话为基础,实现能够共存共生的合理化。”

沿此思路,金委员长预计,目前未参与劳资政委员会的民主劳总,若社会对话的势头延续下去,终有一天也能一同参与劳资政委员会。他说:“不能强行把民主劳总拉进来”,“如果劳资政委员会积极开展活动,具备圆满达成协议的条件,民主劳总也会加入进来。”

He is…

▲ 1949年生于庆北金泉(金陵) ▲ 1975年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 1977年首尔大学经济学硕士 ▲ 1985年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 1978年~现在 仁荷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 1991~1992年 牛津大学客座教授 ▲ 1993~1996年 参与连带政策委员长 ▲ 2002~2003年 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经济第二分科干事 ▲ 2004~2006年 第21任劳动部长官 ▲ 2006~2007年 韩国雇佣信息院理事长 ▲ 2013年6月~ 经济社会发展劳资政委员会委员长

■ 金委员长 出身学者与长官,理论与实务经验丰富……坚守“保护社会弱者”信念

27日上午9时50分,大型证券公司云集的首尔汝矣岛国际金融路2街。若在平时正是业务集中时段,街上本应冷清,但当天却有100多名警察和警卫人员围住Eugene Investment & Securities大楼,神情紧张地察看周边。

路过的市民对这一陌生场面感到疑惑,纷纷看向他们。疑问很快解开。开着前灯的车队停在楼前,朴槿惠总统现身。

朴总统突然走进证券公司大楼的原因,是为出席设在该楼19层的经济社会发展劳资政委员会举行的本委员会会议。总统亲自造访劳资政委员会,是继已故前总统卢武铉2003年访问之后相隔10年的事。朴总统表示:“为实现就业率70%,企业家、劳动者和劳资团体必须发挥妥协的智慧”,并承诺将最大限度支持作为社会对话机构的劳资政委员会。

考虑到李明博政权时期总统一次都未向劳资政委员会征求政策咨询,使其饱受“植物机构”批评,这是惊人的变化。劳资政委员会的地位正因此发生改变。

处于这一变化中心的,正是金大焕委员长。

2004~2006年曾任劳动部(现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的他于6月被任命为委员长,变化自此开始。在李明博政权时期,担任委员长的多为学者出身及曾任次官的人士,内外评价认为其分量相对不足。

作为专攻劳动经济学的教授,并历任参与连带等市民团体干部乃至政府部门首长,积累了广泛理论与实务经验的金委员长,就任后步履坚定。

他首先着手改编工作,将非正规职劳动者、中小企业代表、市民社会团体等纳入劳资政委员会委员。这体现了他一贯的理念:社会对话应容纳各类社会弱者的声音。

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出身的他,习惯于追求理性而非感性、视情绪化对话为非生产性的欧洲式思维方式。但在就任委员长后,他连日出席与劳资政高层人士的酒席,努力增进人际接触。因为他感到,要实现他所追求的顺畅社会对话,需要韩国式的情感交流。

在金委员长就任100天前夕,劳资政委员会的议题别与行业别委员会相继启动(或即将启动),朴总统也出席本委员会,运行顺利。

职员们忙得判若两人。但他们的神情表明,这远胜于此前因“植物机构”恶名而内心煎熬的日子。劳资政委员会一位相关人士表示:“金委员长来了之后事情多了,但组织似乎更有力量,反而更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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