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韩国的社会制度中有优于其他发达国家之处,那会是什么?每个人的答案或许不同,但个人想举出快捷的行政服务、普遍性健康保险,以及保障最低生活的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等。其中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越细想越是了不起的福利制度。该制度向生活困难者提供必要给付以保障最低生活,于2000年10月、在外汇危机余波下国家经济根基动摇、失业与贫困导致社会不安达到顶点的逆境时期推出,为解决贫困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该制度以“简明而果断”的方式应对贫困。按家庭规模设定最低生计费,家庭收入低于此即判定为贫困家庭、高于此则判定为非贫困家庭,对象判定十分简明;而一旦被判定为贫困家庭,便综合提供生计、医疗、住房、教育、自立等所有给付,判定为非贫困家庭则不提供任何给付,这一点十分果断。
劳动贫困层、次贫困层成为新问题
制度初次实施的十多年前,这种做法作为贫困对策获得了国民的响应。但如今我国社会的贫困面貌已大为改变。首先,相对剥夺感比绝对贫困成为更重要的社会问题。学界在测算贫困率时以中位收入的一定比例取代最低生计费已成惯例,媒体也将焦点放在相对贫困人口增加上,视其为两极化与中产阶层崩溃的证据。
另一变化是社会对劳动贫困层与次贫困层存在的关注增加。一方面,被视为绝对贫困人口的基础保障受益家庭反而出现过度重复给付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对次贫困层恶劣状况的忧虑与关注日益升高。绝对贫困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但国民的关注已转向相对贫困。
尽管社会高度关注,现行综合给付体系的基础保障制度却无法提出有效对策,这类相对贫困层的典型即劳动贫困家庭。他们因频繁失业与不稳定就业而生活上的剥夺感严重,却因无法纳入基础受益对象而多脱离于国家保护网之外。亟需制定将劳动贫困层纳入社会安全网的对策。
应引入提高福利获得感的个别给付
在扩大对象人口同时将所需财政最小化的方案之一,是引入契合对象群体需求的个别给付方式。个别给付方式通过提供直接对应需求的定制型给付,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进而通过对各项给付设定不同受益条件,为给付内容多样化提供契机,预计贫困层的福利获得感也将提升。
若引入个别给付体系,此前由韩国保健福祉部独自提供的生计、医疗、住房、教育、自立给付等,将由中央政府各个部门分别提供。生计与医疗由韩国保健福祉部负责,住房由韩国国土交通部负责,教育给付由教育部负责,自立给付由韩国保健福祉部与韩国雇佣劳动部共同负责,从而提供更为多样和专业的服务。
从综合给付过渡到个别给付的过程中也有需要注意之处。分散提供的各项给付其根源均为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因此立法之初所强调的最低生活保障原理必须得到遵守。此外,在分散由各部门运营的过程中,确保各项给付之间可能丧失的体系性也很重要,这将成为中央生活保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