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团体的财政风险,就强度和持续性而言,会从财政压力发展为财政困境,再发展为财政破产。财政压力是现金流健全性暂时下降的现象,财政困境是经过财政压力后结构性地长期暴露于风险,财政破产则是丧失债务偿还能力。
美国于1934年制定了载有此类地方自治团体破产及重整程序的《联邦破产法第9章》。今年7月财政破产的美国底特律市,因负债规模创历史最大而引起国内外关注。但有趣的是,对底特律市破产的诊断和处方,韩国国内与海外报道的视角颇为不同。
国内报道主要将原因归于大撒把式的福利政策,而海外则将原因归于市政改革失败和企业创新失败。
这并非只有底特律市一例。2007年日本夕张市的财政破产,同样在于对外来游客需求预测失败所导致的过度财政投资与运营,而非源于福利政策。
过度开发投资而非福利是主因
韩国也是一样。曾经最为风光的京畿道的财政危机,同样在于开发光教时需求预测失败,而非福利支出扩大所致。首尔市与新国家党之间的免费供餐之争,除福利政策外,掌握各类开发政策实际支出权限的中央政府及国会的责任更大。也就是说,需求预测失败的新城政策和众多开发政策,引发了首尔市财政运营亮起红灯的财政压力状态。
要治病,诊断必须准确。底特律市的案例如此,韩国地方自治团体的财政危机也是如此:其原因并非大撒把式的福利政策,而在于国会、中央政府、自治团体都未能对社会间接资本相关的财政投融资进行妥当审查。从数字上也一目了然,中央政府的责任远大于自治团体的责任。以2011年为准,政府负债774万亿韩元,公共企业负债463万亿韩元,地方政府负债18万亿韩元等,韩国总负债规模约达1255万亿韩元,已接近一年国家预算的约3倍。更严重的事实是,据金融投资业界和韩国银行,以2012年6月末为准,政府、企业、家庭的负债合计为2962万亿韩元,相当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3.8%。
国内基础设施也需严格审查以避免崩盘
显然,如此庞大的负债大部分是由中央政府和政府投资的公共企业韩国土地住宅公社(LH)所推进的土木开发和住宅项目造成的。其结果是,建筑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内需产业的50%或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这也是中央政府和国会的责任。
更令人担忧的是,对社会间接资本的过度投资及其维护费用,不仅把巨额负债转嫁给后代,而且使培育新产业的投资余力消失,青年就业岗位创造更加困难,福利水平也只能下降,未来韩国难以找到成长动力。
因此,为财政重生而申请破产的底特律市或夕张市反倒胜过我们。韩国的自治团体没有财政破产制度,自然也没有重整程序。国会、政府、专家们对当前地方财政问题究竟是无法正确诊断,还是不愿诊断,实在令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