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后期,荷兰因围绕工资上涨和缩短工时的劳资矛盾加剧,面临经济萧条、失业率飙升的危机局面。对此,荷兰劳资政三方签订了以缩短劳动时间、抑制工资上涨、活跃非全日制就业为主要内容的“新路线协约”。目的是回归1982年带动克服经济危机的瓦森纳协议精神,创造岗位并借此振兴经济。为此,荷兰政府引入了比例保护政策,对非全日制劳动者与全日制劳动者同样适用社会保障和劳动法,并在法律上禁止对非全日制与全日制劳动者的歧视。新路线协约的效果立即显现。1993年协约之后,随着非全日制岗位增加,就业率迅速提高。1994年仅为63.9%的荷兰就业率次年升至65.1%,1999年达到70.8%。签订协约仅6年便突破了70%的关口。
韩国也以荷兰的案例为借鉴,为实现70%的就业率而积极着手创造岗位。政府最为着力的部分是选时工作岗位。政府的设想是创造93万个在劳动条件等方面与全日制无差别的优质非全日制岗位,扩大职业中断女性等群体的经济活动参与。
急于达成目标反而适得其反
然而,在参考荷兰等北欧案例时,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民间部门创造的非全日制岗位远远多于公共部门。2010年荷兰民间部门的非全日制岗位为247.3万个,是政府创造规模(47.8万个)的5倍以上。归根结底,通过创造非全日制岗位提高就业率的关键在于民间部门。
近来韩国在政府支援的推动下,CJCJ集团、IBK企业银行、Hyosung Itx等民营企业也开始创造非全日制岗位,出现了积极征兆。但从韩国劳动市场的状况看,令人担忧非全日制岗位能否真正落地的因素很多。上届政府时期启动的“体面非全日制岗位”便是代表性案例。该项目在支援条件方面与现政府推进的优质非全日制岗位相似,但2010年制度引入后三年间申请规模仅为1700人。这正是政府未来五年创造93万个优质非全日制岗位的目标显得遥远的原因。
优质非全日制岗位制度未能落地,是因为韩国劳动市场条件尚不成熟。首先,劳动市场结构过于僵化。国内劳动市场分化为正规职市场与非正规职市场,非全日制岗位大多集中于低附加值产业。正因如此,体面的非全日制岗位难以轻易扩散。此外,为兼顾育儿与家务的女性以及希望渐进退休的婴儿潮一代开发新型职务形态不足,也是企业未能积极创造非全日制岗位的原因。加之全日制劳动者自愿转为非全日制的氛围尚未形成,也成为制度落地的障碍。职场女性即便因育儿等原因想转为非全日制,在“公司里露面少就等于不干活”这种观念浓厚的氛围下也并不容易。
劳动市场灵活化等条件营造更为紧迫
由此看来,优质非全日制岗位在韩国社会落地必然需要一定时间。若忽视这一点,急于在任期内达成目标,可能只会引发副作用。过去在强化派遣、外包劳动者保护后,大量低质非全日制岗位随之出现便是代表性案例。希望政府与其眼下创造几个非全日制岗位,不如先营造制度得以落地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