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参加“CJ Returnship”考试的女性,其丈夫抱着婴儿在一旁守望正在应试的妻子。成功重返社会的女性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丈夫在育儿分担等方面的积极帮助。/照片提供=CJ 首尔市运营的职场妈妈支援中心职员咨询最多的案例,是因生育和育儿休假与公司方面发生矛盾,最终辞职离开公司的情形。曾在京畿道某制造企业生产管理团队工作的崔智恩(31岁)也因同样原因前来咨询。她表示要休育儿假后,公司方面以没有替代人力为由,提议她只休1个月,剩下的11个月以后再用,崔某接受了这一方案。6个月后,帮她看孩子的人不干了,崔某要求使用剩余的育儿休假,但公司方面却把她调到主要由男性员工担任的岗位,由此产生矛盾。既要承担变更后的工作又要养育孩子变得十分困难,崔某最近以领取相当于2个月工资的慰问金为条件离职。在中小企业工作的金智美(33岁)原本预产期为今年5月,但在临产前3个月的2月末,公司方面以经营恶化为由劝其辞职,她骤然失去了工作。金某说:“公司以经营恶化为由劝我辞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最终她向劳动委员会提出了不当解雇救济申请,并与公司方面达成协议,以产假(90天)和育儿休假(1年)全部结束后再离职为条件。
如此看来,在韩国的产业现场,怀孕和生育至今仍不是应受祝福的新生命诞生,而是随时可能被公司赶走的借口。现代经济研究院最近的报告指出,服务业就业比重偏低、30多岁女性就业中断导致青年就业率相对低迷,是韩国迈入发达国家型经济的障碍。仅看今年第一季度30多岁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率(55.8%),就比同年龄段男性低了37个百分点。韩国职场妈妈研究所所长李秀妍指出:“女性因育儿问题无法全力投入工作的时期通常为3年,只要顺利撑过这段时间,就能在没有职业中断的情况下发挥自身能力,但在韩国产业界的现实中,要在这‘魔咒般的3年’中存活下来实在太难。”
◇兼顾工作与家庭的超级妈妈,她们想哭=曾负责城市规划项目的高华静(30岁)在结束育儿休假回归后不得不换了公司。最大的原因是行业特性导致加班多,难以与育儿兼顾。高某坦言:“如果弹性工作制已经落实,我不会辞职,但在身边没有人帮忙照看孩子的情况下,很难继续从事加班繁多的工作。”在某商业银行工作的朴佳英(34岁)已经连续2年推迟生二胎。3年前生第一个孩子时休了1年育儿假,回归后在晋升(系长级)人事中落后于男性同期,她坦白自己因此对生二胎感到负担。朴某透露:“休育儿假就会在考核或晋升中受到不利待遇,这是现实”,“其他女性行员也尽可能把生育推迟到晋升之后,因此超过35岁生育的高龄产妇很多。”在大企业策划团队工作的玄珍雅(35岁)副部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常与丈夫吵架。原因是与在同一职场工作的丈夫之间完全没有育儿分担。玄副部长说:“我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还要照顾孩子、做积压的家务,而丈夫以应酬或聚餐为由很晚才下班,家务和育儿等所有责任都转移到我身上”,“因育儿问题与丈夫争吵越来越频繁,最近甚至在严肃考虑离婚。”
◇职业中断女性,我们也想工作=最近,以大企业和金融界为中心,招聘职业中断女性的动向逐渐显现。但曾经离开职场的女性想重返工作岗位并不容易。她们希望发挥专业性工作的愿望很强,但大多数岗位局限于简单劳务或销售职,让她们再次陷入绝望。在Korean Air Lines做了7年空姐、因生育而辞职的郑美贤(36岁)坦言:“航空乘务员属于服务行业,很难凸显专业性,这是现实”,“取得服务教育讲师资格证后又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工作,但工作时间和薪酬条件很难达到自己期望的水平。”相当多服务行业本身缺乏客观评价工作的标准,导致在再就业过程中遇到困难。最近以“CJ Returnship”第1期身份进入CJ集团的严智美(40岁)毕业于首尔大学园艺学系,曾在中小企业工作,后因生育辞职。严某回忆当时说,由于企业规模太小,分摊给一个人的工作负担很重,很难提出照顾个人便利的要求。职业中断期长达5年。她多次尝试再就业,但要找到自己想要的岗位难如摘天上的星星。严某表示:“虽然时常有挂着自由职业者这一好听头衔的岗位,但相对于劳动强度,薪酬得不到合理保障的情况比比皆是。”
首尔市职场妈妈支援中心负责人黄贤淑指出:“从预防职业中断的角度看,守住现在的岗位最为重要”,“应当营造可以自由使用法律保障的产假和育儿休假的氛围,并推动丈夫育儿休假的活跃化、通过公共领域确立育儿休假申请制度等后续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