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经济研究院的问卷调查中,全国每100名成年人中有21人回答称过去一年自身阶层出现下滑。回答上升的仅有2人。原因在于食品费、课外教育费、租房费等生活费负担增加,失业与收入减少,资产价格下跌,负债偿还负担加重,以及机会不公平。更严重的问题是,每4人中有3人认为“即便努力奋斗,阶层上升的可能性也很低”。在饱受就业不安与相对剥夺感困扰的非正规职、女性户主,以及因结婚而承受食品费、住房费、育儿费负担的30多岁群体中,这一比重超过80%。
在外汇危机之前,我国一直被视为阶层流动相对活跃的社会。对阶层上升的渴望表现为高涨的教育热情。如果认为低收入层能够上升为中产层或高收入层的乐观论盛行,且实际案例大量出现,经济与社会便会充满活力,阶层间矛盾也会减少。
然而在过去20多年间,曾超过75%的中产层缩减至69%,低收入层则增加到12%,青年失业者大量涌现。中产家庭中有55%陷入赤字。这是与两极化一同走向丧失活力的封闭社会的征兆。在这样的社会中,为阶层上升全力以赴的社会氛围容易冷却,而要求福利与分配政策的声音则容易高涨。中产层变薄,便极易演变为对富人和大企业增税的要求。上次大选中,不仅是朴槿惠总统,民主党提出的民粹主义福利承诺也与这种氛围相连。
朴槿惠政府将中产层恢复至70%的政策作为治国运营的主要课题。为此,最为紧迫的是转变导致中产层家庭赤字和阶层向下流动的住房、教育政策范式,并增加优质岗位。要增加岗位,就必须加快对生产率低的企业和行业的结构调整,并搭建让中小企业得以成长的稳固成长阶梯。提高雇佣灵活性、缓和非正规职与正规职之间的差别待遇同样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