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已过去近5年,但世界经济仍处于萧条局面。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与失去增长动力的发达国家造就的巨大全球失衡,依然是金融市场的不安因素。因此,即便是微小的冲击也会令世界经济剧烈波动。美国缩减量化宽松虽是美国经济复苏的积极信号,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市场却陷入冲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思在《下一次大趋同》中认为,尽管存在这种失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在通过增长共同演进。他还主张,由中国、印度、韩国等新兴强国主导的时代将会到来。对其看高韩国的可能性我们表示感谢,但看看当下我国经济的样子,这实在是无从谈起。今天我们所享有的,是上一代前辈们挥洒汗水培育出来的。要知道,如今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基础和出口市场,是不知疲倦的企业家、勤勉的国民和有远见的领导者共同造就的合作成果。
斯宾思教授忽略的我们的问题,是韩国经济的“早衰”。在尚未进入发达国家之列之前,增长动力就已在熄灭。仿佛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错觉,降低了劳动意识,使人们回避挥汗的现场。人们涌向轻松赚钱的服务业,制造业现场则人力不足。结果熟练度下降,人工费上升。再加上强硬工会,制造业正在失去立足之地。韩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一半水平。不仅如此,在压缩式增长期间,我们没有机会积累作为发达国家核心的社会资本。透明、诚实、勤恳等词语对经济主体来说并不熟悉,这也是我们的弱点。此外,对企业家的不友善目光催生了大量反市场规制,不仅打击企业家的士气,甚至阻碍了下一代企业家的出现。
我国经济已连续3年低于潜在增长率。希望这只是暂时现象,但若放任不管,难保不会落得日本那样的境地。谁能预测到通货紧缩会持续长达20年呢?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房地产价格下跌、固定资产投资减少的情形与1990年代初的日本颇为相似,令人担忧。听说上周在青瓦台举行的与十大集团会长的座谈会上讨论了经济活性化,这是值得欣慰的。
然而问题在于,这是一种需要根本性处方而非微观处方的病。这不是靠鼓励企业投资创造岗位、稍微提高增长率就能解决的事。或许必须彻底重塑经济运行体系。当务之急是研究提升潜在增长率的方案。韩国的劳动适龄人口预计将以2016年为顶点开始下降,因此必须从改变日益恶化的人口结构做起。同时,还应缔结劳资大协约,彻底改变企业生态。当前国际社会为提升企业生态竞争力展开着激烈竞争。连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在为吸引企业投资而不惜全力。并且,正如我们的前辈所做的那样,现在就必须播下让我们子女赖以生存的下一代产业的种子。问题是,谁来扭转被眼前的创造岗位和经济民主化承诺所束缚的政策方向。壬辰倭乱时,宣祖被倭寇追赶欲渡鸭绿江之际,柳成龙冒死进言:“不可。君王若离开我们的土地一步,从那时起朝鲜便不再属于我们(即朝鲜非我有也)。”如今,谁会高呼“提高潜在增长率才是救国之道”?现在正是需要一位柳成龙,来扭转已踏上长期萧条之路的韩国号方向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