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8-25 | 최형욱

[雷曼事件五年特别专访]克雷格钻石资本首席顾问阿尔伯特·沃尼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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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显现危机征兆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等新兴国家,确实有可能陷入与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危机类似的境地。相关国家政府或权力集团展现出怎样的政治能力与领导力,将决定各国的悲喜。”

美国华尔街投资公司克雷格德里尔资本(Craig Drill Capital)首席顾问阿尔伯特·沃尼洛尔(见图)22日在其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办公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专访,就近期同时多发的新兴国家金融危机迹象作出上述表示。

他强调:“大多数投资者只关注眼前的短期风险或经济数据,而不重视最重要的因素——政治。”“各新兴国家的危机也将因其采取何种路线、推行何种政策而出现不同结果。”

对于引发新兴国家金融动荡的美国联邦储备制度(Fed,美联储)退出战略,沃尼洛尔顾问预测:“即便今年9月启动,缩减债券购买的规模也会真的非常小(really too small)。”理由同样在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缩减计划本身并非经济议题,而是政治与社会议题。

他解释称:“明年1月离任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个人希望获得‘启动了量化宽松缩减’的评价。”在美国经济全面复苏尚未得到确认的情况下,是经济之外的因素在催促退出战略,因此美联储只能谨慎缩减量化宽松规模。

——美联储实施退出战略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很简单。美国长期利率将持续上升。当前仅为数年前一半水平的利率不可能维持下去。作为全球最大资本市场,美国加息将带动欧洲、日本、土耳其等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利率上升。此外,作为关键货币的美元价值会上升。在利率较低的美国借入美元、投向巴西、印度等高利率新兴国家的做法,可能遭受大规模亏损。投资者的态度也会改变。

——新兴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

▲很难一概而论会发生什么状况。各国受到的冲击将取决于政府当局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海外资本外流、以何种方式吸引外国投资者。例如中国的政策操作空间相对较大。另外,投资者观察一个国家时通常担忧短期经济风险,但实际上更应关注政治风险。就韩国而言,我认为相比其他新兴国家政治上较为稳定。

——关于最大新兴国家中国的危机论时有出现。有人将影子银行视为最大威胁因素。

▲中国的影子银行一言以概之就是没有银行的银行体系。由于政府间接为存款提供保障,人们认为出现不良化需要很长时间,因而较为安心。但一旦“情况不妙”的耳语扩散开来,许多人将从影子银行撤离,几年之内、大约2018年前后问题可能爆发。不过从增长率等方面看,中国的状况好于其他新兴国家。即便影子银行引发流动性紧缩问题,我认为中国政府完全能够控制。事实上,影子银行此前也起到了为中国经济注入活力的作用。总之只是很小的风险。

——中国经济还有其他威胁因素吗。

▲我个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危机可能源于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在发生金融或经济问题时,持何种路线的权力集团以何种方式执行何种政策,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其他新兴国家也是如此。

——目前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启动退出战略。

▲伯南克主席(由于对其推出的量化宽松措施后遗症的担忧声很大)只是希望获得外界“给出了退出战略信号并提出了时间表”的评价。这更多是出于个人目的而非经济原因。因此我认为美联储起初会真的一点一点缩减债券购买规模,此后也会缓慢缩减。物价、增长率等任何经济指标都不令人满意。

——美国经济相比其他国家呈现相对渐进的复苏态势。

▲经济复苏源于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但该计划的结果是政府财政赤字和美联储的负债大幅增加。包括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在内的许多人认为财政赤字很危险。军费等预算削减、税收上调将随之而来。因此依赖政府支持的教育、医疗等部门正在萎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未来也将转向宽松度降低(less easy)。我认为未来几年、至少到明年,经济复苏也将放缓,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仅为2.25%~2.5%。

——如何看待欧元区(17个使用欧元的国家)经济。

▲短期内既可能好转,也可能恶化。但长期而言我持悲观预期。欧元区最初创立时,由于将文化、语言等各异的多个国家整合为一体,我当时认为它无法长久。因为其内部也存在如猫狗关系一般的国家。当时未能预料到的一面是,一旦开始使用共同货币,要完全解体欧元区也并不容易。但近来德国经济复苏,而法国乃至(荷兰等)荷兰经济也不景气,由此可见先天局限依然存在。

——如何看待日本安倍晋三政权的安倍经济学。

▲从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等可以看出,其持续尝试作出某些举措,这一点对日本经济是积极的。银行稳健性虽仍有不足,但相比20年前已有显著改善。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为解决财政问题而提出上调消费税。美国在增税问题上则毫无进展。不过我认为,大企业纷纷走向海外、内需部门薄弱,依然是风险因素。

克雷格德里尔资本首席顾问阿尔伯特·沃尼洛尔是在纽约金融界担任经济学家长达60余年的华尔街大师。他曾于1951年至1962年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并担任国内研究部门主管。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期间,他与前联邦储备制度(Fed,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华尔街传奇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是关系密切的同事,如今仍有往来。此后自1966年起在花旗银行工作22年,并曾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首席经济学家。

阿尔伯特·沃尼洛尔是谁

绰号“悲观博士”…以华尔街悲观论者闻名 在金融界担任经济学家60余年

克雷格德里尔资本首席顾问阿尔伯特·沃尼洛尔是在纽约金融界担任经济学家长达60余年的华尔街大师。他曾于1951年至1962年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并担任国内研究部门主管。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期间,他与前联邦储备制度(Fed,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华尔街传奇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是关系密切的同事,如今仍有往来。此后自1966年起在花旗银行工作22年,并曾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首席经济学家。

上世纪70年代,他以“悲观博士(Dr. Gloom)”的绰号,与“末日先生”考夫曼并称华尔街两大悲观论者,被视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1979年以“通胀斗士”闻名的前主席沃尔克上任前,他曾以“美联储丢了船”的说法猛烈批评央行无能而声名大噪。2000年代他也曾批评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由于信用泡沫,股价上涨过度”。他尤其擅长利率预测,在多部金融相关著作中均被提及。此外,他被评价为不单纯依赖经济指标,而是兼顾政治、社会、心理因素,提出富有洞察力的分析。

他以金融体系的谬误为主题出版了多本随笔集,论文《近代金融史中央银行对信用紧缩的作用》被用作大学教材。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任纽约大学(NYU)兼任教授、美国金融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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