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8-23 | 이연선

[深度诊断]3450万韩元 vs 5500万韩元……6亿 vs 9亿……被“数字经济”困住的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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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冗长啰嗦的解释更重要的是,用精确的数字讲清逻辑,这才是合格的经济政策。但近来韩国的经济政策,反而是从"数字"开始引发争论。

本应保证中立性的数字,在经过"政治框架"后被附加上多重含义,结果因数字而悲喜不同的群体之间,矛盾与对立愈发激烈。而政治集团则巧妙地加以利用。图示框架内的客观数值被政治化,所谓"数字的政治经济学"正在韩国经济全局中形成。

近来"年收入3450万韩元"之争也是如此。政府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增税标准从年收入3450万韩元一举改为5500万韩元,对政府所提数字的信任度可谓一落千丈。

在增税与福利的岔路口这一关键时刻,国民的目光聚焦于对政府政策的信任度。基本功都没做到,讨论就不可能有进展。问题在于,除中产阶层标准之外,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阻碍政府政策的"数字"还不少。

◇"我算中产?"橡皮筋统计=对于首个税法修正案将年收入3450万韩元界定为中产阶层,就职于公营企业的崔某(33岁)表示:"制定税法修正案的公务员中竟没有一人提出异议,这本身就令人无语。"

政府把5人以上企业常用劳动者月平均工资的50%~150%计算为中产阶层。据此先把中位收入3750万韩元定为增税基准线,在修正案中又上调至150%,即5500万韩元。2008年李明博政府为回避"为富人减税"的争议,把所得税课税标准8800万韩元(年收入1.2亿韩元)以下都划入中产及平民阶层,以强调受益面广。数字被随口味调动。

对高收入者的定义同样模糊。政府去年把金融所得综合课税对象从金融所得4000万韩元扩大至2000万韩元,但对对象人数和金融资产规模却表示"无法推算"。1996年以4000万韩元标准引入的金融所得综合课税在17年后得以修改,但其结果本身无从预测。

◇数字游戏的"极致":房地产政策=因数字反复摇摆而使政策在"冷水热水"间来回的,房地产最具代表性。在住宅市场,6亿韩元或9亿韩元这一数字被视为"富人的象征"。

已故前总统卢武铉时期,以抑制房地产市场为名推出的综合不动产税等对策,就在这两个数字的框架内运转。依据该标准,金融、税制等几乎所有政策都被一分为二。

当时青瓦台甚至造出"泡沫七区"一词,把"7"这个数字扭曲成仿佛富裕的象征。

6亿韩元作为高价住宅标准首次出现是在2000年代初。住宅金融公社社长徐钟大解释其背景称:"理由是首尔江南地区85平方米住宅价格的平均值。"随房价上涨而上调的高价住宅标准在2010年最后一次上调至9亿韩元后,随着住宅市场萎缩陷入"身份"混乱。

近来政府正在讨论的住宅取得税率下调方案中,对6亿韩元以下按1%下调税率正在被研究。但目前转让所得税与综合不动产税的征收标准是9亿韩元。金融当局决定延长的总负债偿还比率(DTI)监管放宽对象为持有6亿韩元以下住宅者,而上月住房年金则把对象从6亿韩元以下扩大至9亿韩元以下。

金融领域也有必然伴随政治的数字,那就是利息限制法。2002年还高达66%的利率上限,历经49%、44%、39%、30%,如今已在研究降至20%区间。由于法律早已脱离市场逻辑,登记贷款公司数量骤减,平民筹措急用资金的途径愈发渺茫。

◇僵化的划线站队,引发经济民主化矛盾=大规模企业集团制度于1987年为防止经济力量集中而引入。当时资产4000亿韩元以上的32个集团、509家子公司被指定为大企业集团,受到禁止相互持股、限制金融公司表决权等监管。随着企业资产增加、相关企业过多,政府于1993年把大规模企业集团的指定标准改为30大集团。但2002年又改回金额标准,即资产总额2万亿韩元以上,2009年又依据李明博政府的"亲商界"政策,从2万亿韩元放宽至5万亿韩元。

某民间研究所人士指出:"因为没有逻辑,只能随政权反复摇摆","在朴槿惠政府时期,经济民主化之争使这些企业成了反企业情绪的靶子。"

中小企业则被定义自身的陈旧数字困住。通常所知的中小企业标准"常时劳动者不足300人"或"资本金80亿韩元以下",只适用于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等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人数与资本金标准各不相同。

如此一来,本应承担"创造经济"一极的高附加值服务业,反而因不符合"中小企业框架"而更难获得政府支持。此外,既非大企业也非中小企业的中坚企业,被夹在监管与支持的缝隙中,难以踏上成长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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